【熱血老年團】千萬身家創「生前遺言」攝製隊 錄下長者最後的話
有一支老年攝製隊，成員10名，平均年齡68歲，他們的拍攝內容很特別：免費爲比他們更年長的老人，記錄遺言。4年來，80多個老人，在鏡頭前錄下生命裏最後的心裏話：關於自己的身後事，關於對子女們的叮囑……很多老人，還未開口，就先落淚了。
編輯：張銳嘉（一条）
這些遺言視頻，根據老人的要求，有的在生前就公布，有的在去世後轉交給他們的子女。這些話對子女來說，字字戳心，也有人看了後悔萬分。
這支老年攝製隊的創始人，是家産千萬的老翁吳國雄，78歲了，「人生最後的時間，做些有意義的事。」今年9月，老年攝製隊獲得了南華早報主辦的香港精神獎。
生命裡最後的叮囑
「兒子，我在養老院一切都挺好的，只希望你能有時間來看看我。現在我最孤獨的時候就是放假，身邊院友的兒女都會載他們出去喝茶、逛街、看戲；唯獨我沒人來探望。有時間就過來吧，很怕等你真的來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了。」這是一次拍攝中，一位婆婆對著「生前遺言」老年攝製隊的鏡頭說出的話，鏡頭後78歲的吳國雄，止不住眼淚往下落。
而更多時候，當攝像機打開，鏡頭前的老人常常還沒開口，就已經熱淚盈眶，說不出話了……
因爲這短短十幾分鐘的錄製，是邁向生命最後前最想說的話。而你會發現，這些話都是最樸實無華的，也最觸動人。
「等到需要的時候， 我想我也會坐到鏡頭前。」—攝製隊成員 梁先生
「生前遺言」攝製隊，一個平均年齡68歲的熱血老年團。
在香港九龍、新界一帶，你可能常會看到一個老人團，提著大包小包的攝像機搭交通工具，吳國雄就是其中之一。吳國雄是香港明愛退休人士服務中心的一名義工，2015年創建了這支「生前遺言」攝製隊，最初只有3個人，現在已經有10名成員，平均年齡68歲。攝製隊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義務給養老院的老人錄製遺言，4年來，爲80多個老人完成錄製。
在吳國雄看來：「中國的老人，跟子女面對面談生死，還是挺難以啓齒的，無論是羞于表達一生的遺憾，還是擔憂子女無力接受。現實是很多子女根本不瞭解老人真實的心境和想法。錄製遺言視頻，可以讓老人們放膽說出心裏話。」拍攝後，攝製隊會用Premiere剪輯軟件將素材剪成一個2分鐘左右的短片，老人有權决定影片什麽時候給到孩子們，哪一部分可以生前播放，哪一部分希望離世後轉交給家人。
梁先生是今年剛加入攝製隊的成員，70了，老北京人，1985年移民香港，後來兒子、太太，也陸陸續續到香港。「我第一次跟攝製隊拍攝是在明愛養老院，一上午錄製了整整10個老人，對我衝擊很大。我覺得有些老人挺無助的。雖然生活條件上沒問題，但精神上很孤獨。」
梁先生說，其實每次組長吳國雄要分配給他剪片子，他都很猶豫，「因爲看到老人的影像，我就忍不住流泪。」「我還沒正式錄過遺言，但這一年，看老人們錄遺言的場面、聽他們說的話，感觸特別深。等到需要的時候，我想我也會坐到鏡頭前。」
為長者錄遺言的千萬富翁
自述：吳國雄
1958年我隻身一人，從大陸來到了香港，家人還都在廣東。當時我媽媽身體已經不太好了，我希望能在香港賺够了錢，寄回家裏給媽媽治病。但我來香港後的不到半年時間，媽媽就去世了，當時我也沒法回去，沒能見她最後一面，這是我這輩子的遺憾。深刻體會到「子欲養而親不在」的痛苦。這也是我聽到很多老人對子女說遺言，止不住流淚的原因；也是我現在堅持幫老人們錄遺言的原因。
8元人民幣闖香港
從大陸來香港的時候，我身上只有8元人民幣。在香港打拼的幾十年，我做過巴士司機、消防員、服務員、可口可樂公司推銷員，各種各樣的行業。也因此賺了一筆錢。1970年左右，我花3000塊買到了我的第一個的士牌照，開始開的士賺錢。後來陸陸續續又買了3個，做成了一個小車隊。
08年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年紀大了，在香港打拼這麽多年，也該退出安享晚年了。我就賣掉了這4個車牌，一個車牌賣了300萬港幣，四個牌照拿到了1000多萬，在當初是不小的數目。也回大陸走了一走，旅遊散散心。
我姐姐幾年前也過世了，人生沒什麽經濟上的顧慮了，就想過好現在的日子。覺得顛沛流離了大半輩子，應該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又拿出十多萬買了一些攝影器材，想做點有意義的事情。
活到老，學到老，老年人學習不容易
2015年第一次錄製遺言時，那位老人70多歲，身體很虛弱，坐著輪椅來拍攝的。有些老人看見鏡頭不由自主地緊張，說不出話來。還有老人家講得激動的時候，一直哭，只能等情緒恢復再繼續。
給老人錄遺言不是一件容易事，沉重且艱難。不僅是精神上的，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技術上的操作就很困難。我2000年才開始學電腦，學攝影攝像，從零基礎到現在半專業的拍攝，一個是憑興趣，一個是靠努力。
老年人學攝影不是件容易事。反應慢、視力差、聽覺差、沒記性都是硬傷。去外面上課老師有時候教得都沒耐心了，我們就內部一起研究學習。一位退休之前搞攝影的隊員帶著我們，內部錄好教學視頻，回去反覆看，看不明白再溝通。用這個方法，我們老年隊員進步速度很快。
大家都是義工，沒有錢收的，甚至交通費都自己出。幸虧在香港超過65歲，交通費只要2元。現在每接到一個新任務，我們的老年隊員們都可以迅速分配工作，根據活動內容選擇帶幾台機器，帶多少燈、支架……如果有新人加入，還會分配一個熟練的隊員帶新人，一邊做一邊學。
「在社會的角落裏，我們一幫老頭子可是很認真地在做我們熱愛的工作。」
人生最後的時間，做些有意義的事
可能有些人覺得遺言遺像這些事情不吉利，但現在很多老人都能想通。有一年我去了在香港舉辦的殯儀博覽會，很多人在推銷土葬、棺材等等，還看到很多老人在拍自己的遺像。
我問他們，不會覺得不吉利嗎？他們說：沒關係啊，既然每個人都要面對生死，與其到時候用家裏翻出來的殘舊照片，我們爲什麽不打扮得漂亮來拍照留下紀念呢。
錄製遺言是我一直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人到終年，不光能幫老人記錄生前想說的最後的話，同時自身作爲一個老年人，我希望可以爲社會做一些貢獻。雖然我們退休了、年紀大了，老年人也可以在逆境中自强。
給老人拍遺言之前，我就已經看開生死了：死亡是遲早的事。看過這麽多老人留下遺言後，我有了更多感觸——所有老人都希望講心底的話說給後輩聽，希望他們的離世沒有遺憾。
有人問我，你已經78歲了，打算拍到什麽時候？我不知道答案。
只要我身體狀况允許，我就會一直做下去，我發現我們這個年紀的人，想的太多，最後都會變成壓力。人生最後的一段時間，還是開開心心度過，這樣就最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