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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醫生每周到診 87歲安老院友不用「兩頭走」

有沒有想過,年老,會讓人連最簡單的吞嚥也覺得困難?進食和飲水這樣簡單的事,也變成難事。而言語治療師能通過訓練,幫助患者改善吞嚥困難。香港大學言語治療學科為長者加強相關訓練,有年近九旬長者由需要用鼻胃喉進食,成功變為可上茶樓,恢復社交活動。

香港大學較早前一項研究顯示,大約六成長者院舍的院友有不同程度的吞嚥困難。以香港大約75,000個長者宿位推算,推算約有45,000名長者院友有吞嚥困難,需要定期由言語治療師跟進吞嚥問題,言語治療師會為患者提供評估及訓練。但現時安老、弱智或多種殘障院舍並沒有資金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助改善吞嚥困難

居住在嗇色園其中一間護理安老院的謝婆婆, 今年88歲, 她在2015年開始使用鼻胃喉, 但她的兒子極希望拔走鼻胃喉。嗇色園大約8年前開始自費聘用言語治療師,為院友做評估及訓練。謝婆婆去年4月開始接受服務,經過數月時間,已可改為每年試食糊餐。

雖然她開始時抗拒用口進食,但經過院舍員工及家人細心餵食和鼓勵後,她逐漸恢復食慾。最近終於可以拔除鼻胃喉,轉吃碎餐。謝婆婆並會跟家人出外飲茶, 恢復一些社交活動, 人也比早前開朗得多。

嗇色園主席馬澤華表示, 最重要是看到院友身心狀況得到改善,園方亦希望透過措施, 支援前線員工,因為單是照顧院友進食,便會有不少壓力,例如餵食的速度和態度,可能會影響患者的營養吸收,言語治療師除了照顧患者之外,亦會為員工以至部份家人提供照顧方面的訓練,讓患者各方面的生活質素也可改善。

港大推手機程式 助患者練習吞嚥咬字

香港盲人輔導會院舍服務總監梅小萍表示,面對吞嚥困難的院友,員工及家人如何餵食,並確保院友願意進食以至有足夠營養,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盲人輔導會過去幾年與港大教育學院言語及聽覺科學部合作,進行多項吞嚥研究,包括研發適合本地長者的吞嚥評估工具及多項跨專業的吞嚥治療方法(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社工),期望未來政府增撥資源,讓院友能及早安排言語治療評估和訓練。

香港大學也推出手機程式「食多D. 講多D 」, 提供吞嚥、咬字及溝通的練習及影片幫助有吞嚥困難的患者及其照顧者的需要。港大言語及聽覺科學部最近也進行了一系列課程改革,包括讓學生到長者院舍及肢體傷殘院舍實習,增加學生對院舍服務的認識。

原文:外展醫生每周到診87歲安老院友不用「兩頭走」 – 香港經濟日報

【不綁老人.四】香港首間「減綁」安老院院長:人手非最大困難

不用再「綁人」的保健員影梅,還有不再需要「被綁」的發枝伯伯,都是來自薄扶林一間政府資助院舍「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這間背山面海的單幢四層高樓房,環境清幽,只是此前的許多年,它都算不上是院友的「五星級的家」,皆因院內逾半老人長期被綁,不少更是患上腦退化症(又稱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

直至2016年,有一點「火種」落到院舍年輕院長梁曙㬢的心頭,改變了這些被綁老人的命運。「有一年,我參加了耆智園的課程,有關如何照顧腦退化的長者。課程講到,綁還是不綁老人好?」

攝影:高仲明

(不綁老人系列專題七之四)
 
 
整個團隊不斷想,如何為長者行前少少,擺脫舊有觀念。
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院長 梁曙㬢
 
推行不綁老人計劃的年輕安老院院長梁曙㬢,本身是社工出身,他記得當年參加一個有關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課程時,課堂上有講者說,老人在院舍是三等公民:等食、等瞓、等死。「這一句對我們來說,好hurt。做院舍,我們不是想老人家在這裡『安老』嗎?」

「好坦白講,我們以前的服務,好似與『安老』這個字有點違背。」梁曙㬢有深刻的反思:「我們的團隊不斷想,如何為長者多想一些、行前少少,擺脫舊有觀念。」於是,他重新檢視「約束」老人這回事,也在院舍破格推動「不綁老人」。

 

投訴文化讓院舍卻步

「綁,其實浪費人力物力,老人家亦不會開心。」所謂綁,老人會被穿上安全衣、帶手拍(即手套);員工綁人時,老人掙扎一陣子,他們又要蹲在床下打幾個結,擾攘一輪,起碼需要5-10分鐘。以往一間房5個長者3個要綁,一間院舍,為了綁人而耗費的人力物力,有數得計。

梁曙㬢心忖:「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雙贏?同事不用做那麼多,老人又開心?」他帶著這種想法與院舍的主管研究,大家都認同推行減少約束。只是,要擺脫舊有觀念與習慣,知易行難。院舍的營運者,何嘗不是被「約束」?「現在NGO(社福機構)問責文化、投訴文化好盛行,做錯少少都會面對投訴,弄得好多主管都好怕。如此,還夠不夠膽試新?還是做回以前的事?」

 
部署半年

然而,他們還是選擇了為院舍老人,冒一個險。要推動減綁政策,做的不僅是鬆開那個繩結那樣簡單,而是將院舍照顧老人的老舊問題「連根拔起」地改革。他們意識到,過程要由上而下(top-down)、也要由下而上(bottom-up)才會成功,不是管理層一聲下令「不綁」便能成事。所以在推行前,他們花了半年時間部署。

其實,老人晚上「擒床」,與深宵時睡醒有關。一般院舍作息時間要遷就員工交更,出現了老人院常見、違反生理時鐘的作息時間表:下午4、5點「晚飯」、晚上8時就寢。為了配合減綁政策,院舍重整員工每更工作時間,或縮減或延遲,讓老人回到6、7點晚飯、9時許入睡的作息規律。老人入夜後安睡,最終是減少了深宵睡醒後「擒床」問題,紓緩了通宵時份的照顧需要。

然後是跌倒。歸根究柢,身體無力是跌倒主因之一,這與缺乏運動甚至營養有關。院舍於是加強物理治療、活動等配套,讓老人家盡量維持肌力。院內曾有老人由不良於行,練習至可重新用拐杖走路。院舍的餐單亦由只顧營養輕視口味,改良至有「老人院版」的燉蛋和西多士等,餐單設計的邏輯是老人愛吃才有營養、才有力氣。梁曙㬢說,院舍現時每月200多萬的營運成本中,約8-9%都用於膳食。

 
讓照顧回歸人性

「不是要求同事一開始便全部不綁,如此會好大風險。我們逐個個案去試,每個月減少一些。」和他一起討論的,包括護士、社工、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以至前線保健員等。團隊最終在2017年初,選定了首批試行個案,都是經評估後認為較大機會「減綁」成功的長者。

「可能因為被綁,老人要掙扎才會擒;但又因為『擒床』這行為,令他們被年復年被綁。」他記得有個叫阿冰的婆婆,因插喉而被綁手多年,「不綁之後,她沒有拔過喉,一次都沒有。」梁曙㬢回頭再看:「也許早在三、四年前,她已經不需要被綁了。只是沒有人review(重新評估)她的情況,白白被綁多年。」

據他們統計,院舍由高峰期逾半老人被約束,減少到現在只10%左右;上月共26人需要使用約束品,其中七成以上只在需要時(如晚上)才使用。而推行減少約束計劃後,院友跌倒個案反而有顯著下降的趨勢,2016年為80人、2017年為35人,2018年(截至5月)為13人。

 梁曙㬢坦言,推行不綁措施一年半以來,約60多個減綁個案中有20宗失敗,約佔三分之一,原因都與無法解決當初被約束的原因有關,如依然拔喉或抓損皮膚等。但其後,這些老人即使復綁,程度也會減輕或時間縮短,例如由本來綁在床上減至坐高背椅等。「失敗不要緊,起碼我們加深了解,下次再試時便可考慮其他方法。」他說。

 

人手非最大因素

自從年前大膽試行不綁新政,他們的經驗成為本地安老院舍業界的先例,時有同業來交流取經,差不多每一次都有人提問:哪有人手?人手比例要幾高才做得到?行內都知道這間院舍一直以較優厚的薪酬聘用人手,難免將不綁與人手比例,想像成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梁曙㬢說,院舍沒有為不綁而額外聘用人手,一直維持原有的人手比例去執行。但因考慮不綁老人的文化需要團隊認同,故近年停止聘用「外購人手」(即行內的自由工作者)擔當前線照顧工作。
梁曙㬢理解業內人士對人手調配的顧慮:「只是因為他們沒有試過。他們會覺得,不綁便要額外人手『睇實』這些個案。這只是第一步要做的事,長遠並不會這樣。反而在鬆綁後,院友狀況有改善,可照顧自己,往後便不再需要找人緊盯著他們。」

「在我們的經驗裡,不綁,人手並非影響成效的最大因素。最重要是同事是否懂得處理這些個案?有沒有人幫他們過渡(不綁的工作模式)?這是技巧、知識和價值的層面。」

長遠而言,不綁才更有效調配人手:「香港的思維是院友一定在老人院終老,是create dependence(製造依賴),沒有想過去維持或提升老人的能力。」若改變傳統觀念,職員的時間與心思用於改善服務配套與質素,如搞活動、關顧老人,而非綁人防跌,照顧的工作便比「綁人」更有意義和價值。

 
要求不被約束並非奢侈品

由新丁走到今天,梁曙㬢看著老人服務的變遷。「我在這行十多年,每年代都有不同要求。以往會講讓老人有食宿;十年前講有沒有活動;五至七年前講護理質素;兩、三年前講虐老。近一、兩年開始講人權、自由、長者自決權。」他認為,在關注老人權益的年代,不在臨老、臨死時被綁,已被視為所有人應份擁有的權利。「要求在院舍食魚趐是奢侈品,社會價值觀未必認同;但這(不綁)不是奢侈品。社會人士都會認同,只是擔心是否做得到。」

其實早在2006年,本地已有團體研究約束問題,但十多年來,業界沒甚反響,老人仍得靠每天「金蟬脫殼」來對抗被綁。環顧亞洲區,日本厚生勞動省早於1999年已頒布省令,一切與老人照護(介護)、看護有關的活動,無論是設施還是居家,除保護生命的緊急狀況以外,所有情況禁止拘束老人。相比起來,香港步伐很慢。

但如今,梁曙㬢卻見到轉變的契機:「我想業界已預備迎接這種轉變。」現在,這間院舍在長者入住時,不會立即要求家屬簽定約束同意書;前線職員交更時,亦不會第一時間想為哪個老人用安全衣。取而代之的,是真真正正有關照顧的討論:不如早上試試不讓某個老人睡很多?可否給某老人設計活動?這樣做他的情緒會平伏一點嗎?

要做到這種地步,才是「照顧」質素的真正質變。

原文: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201855/%E4%B8%8D%E7%B6%81%E8%80%81%E4%BA%BA-%E5%9B%9B-%E9%A6%99%E6%B8%AF%E9%A6%96%E9%96%93-%E6%B8%9B%E7%B6%81-%E5%AE%89%E8%80%81%E9%99%A2%E9%99%A2%E9%95%B7-%E4%BA%BA%E6%89%8B%E9%9D%9E%E6%9C%80%E5%A4%A7%E5%9B%B0%E9%9B%A3

死在家是福氣 單位不變凶宅

在醫療未發達,制度未完善的年代,大多數臨終者都會在親友的圍繞下,安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家中熟悉的環境,嚥下最後一口氣。今日香港,死在家普遍被認為不吉利,死亡已變得制度化、非人化,大部份人彌留之際都是躺在醫院冰冷的床上,在陌生的醫護人員陪伴下,走最後一程。我們能否選擇在家善終呢?

撰文:許創彥、李潤茵 本刊記者

 

香港人,壽終不正寢。

死在家中睡床,在香港少之又少。醫療界估計,香港每年在家臨終比率大約3%,對比台灣的 40%、新加坡的27%,數字差強人意〔見表〕。

龍床不及狗竇,香港明明不乏想在家臨終者,如「賽馬會安寧頌」去年做的調查,便提到25%受訪者皆有此意。究竟香港癥結在哪?

「我覺得社會對在家臨終太多迷思,家人不理解,醫療界不理解。」香港老年學會會長梁萬福醫生說。他自2015年從醫管局退休後,一直積極上門為在家臨終者看病,「想證明此舉可行,吸引多些醫生參與。」

 以前七八成人死在家

大家常以為華人社會保守,但梁萬福說,華人文化從不避諱死在家中:「以前香港七、八成人都死在家,你看粵語殘片,很多相關情節。有些人甚至會預早十幾年買好棺材放在家,有空時替它上油漆。只不過後來醫院普及,大家逐漸覺得要去醫院死而已。」

如今香港人總恐懼家裏死了人不吉利,單位變凶宅,拖垮樓價。梁萬福指,凶宅有兩種定義,死於非命、自殺或被殺,而在家安詳離世不光不是壞事,更是福氣。

《尚書》說「五福臨門」,其中一福為「善終」,五福齊集的人生才圓滿。「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家人在旁陪伴離開,是很溫馨的場面,何來恐怖?」

他好些病人,住在一層十多個單位的屋苑,「他們去世後,鄰居沒避忌,還走去恭喜他(病人)的家人,說去得很好啊。」

費用約6萬

坊間流傳,親人在家離世,警方會上門調查。梁萬福指這是另一誤解,只要預先找好醫生,往後流程不算繁複。他總括步驟如下:

• 醫生為病人斷症,確定為末期病患,醫學上無力回天,病人可留在家安寧

• 法例訂明,醫生要14 天內上門看病人(註:梁萬福通常兩、三天上門一次)

• 此刻,家屬應預先找好殯儀館殮房位置,病人有意願,亦可代為執行

• 病人往生了,醫生證實病人死於自然後,就能出《死因醫學證明》(Form 18),不需報警,遺體也不需法醫檢驗(註:並非每個醫 生都申請了Form 18)

• 拿着《死因醫學證明》,家屬可去死亡登記處領取《死亡登記證 明書》(Form 12)和《死亡登記核證副本》「BDR16」,統稱「死亡證」(註:金鐘的生死登記總處年 中無休,家屬能於24小時內拿到死亡證,確保在家屍體不會發臭,屍體一般超過48 小時才發臭)

• 憑Form 12,家屬有權移除屍體,送到殮房,之後的處理方法與醫院離世的病人一樣

梁萬福有病人家屬粗略算過,醫療護理到殯儀,大概需要六萬元。「一般中產都負擔得起,很多人在醫院死都說不定花8萬、10萬做殯儀。」他說。

公私營合作

梁萬福坦承,即使社會有需求,但醫療人手支援不足,推行在家臨終的道路不順遂。「公立醫院長期人手緊絀,你要全天候空出一位醫生,隨時上門檢查、證實死亡,那個費用很貴。」

私立醫生情況不遑多讓,「你平時看的醫生未必在你家附近,來回要時間,隨時一小時,他這小時在診所隨時看40個症。」而且不僅醫生一人,有時還要帶備醫療設備,甚至需要護士同行。「他們於是未必希望上門看病,未必申請Form 18,慢慢變了惡性循環──少醫生上門,大家不考慮在家死,轉去醫院,周而復始。」

——節錄自十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原文: https://monthly.hkej.com/monthly/article/id/167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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