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天，筆者仍不時聽到一些說法，得了認知障礙症，只能好好休息、被照顧，嚴重的話便要人住院舍，過著同樣是休息、被照顧的生活，而人生也會因此而漸漸失去色彩、甚至跟「終結」劃上了等號——其實除了這樣，真的別無他法了嗎？

在日本學習時，聽過一位前輩的一席話：
即使得了認知障礙症，也不代表人生的終結啊。認知障礙症患者也是人，是人的話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這不是什麼熱血的電影對白或者宣傳活動的口號，也不單是一個「信念」，而是日本透過多年來的「教育」及「實踐」所建立的共同價值觀。日本政府預計在2025年，每5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便有1位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達700萬人。面對這個驚人的數字，近年日本政府推出「Orange Plan」政策，除了加強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改善護理及醫療服務、優化社區配套等等之外，在不同環境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多樣化的「工作機會」，亦是一個重點推出項目。

洗車打工也是「復康」

一個位於東京，提供日間照護服務的非牟利團體「町田市つながりの開」，為一班患有認知障礙症服務使用者提供了一系列「工作機會」，把復康及康樂的理念融入了「工作」，讓患者以自己雙手，為自己的人生劃上一個接一個的「逗號」，並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當中被日本媒體廣泛報導的，是一班身穿紅色制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認真「洗車」的情景。

機構創辦人前田隆行先生表示，透過一星期幾天，每次一、兩小時洗車及其他工作，不單獲得一頓飯左右的回饋，更重要的是跟社會連接，並讓他們感到自己對社會有貢獻。即使是需要接受護理服務的長者，仍能運用擁有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出真我」。特別是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透過參與適度的活動，能為身心層面帶來正面的影響，對減慢病情進展有一定幫助。

期間限定：認知障礙症患者「上錯菜」餐廳

提到「認知障礙症」及「工作」兩個關鍵詞，便不得不提去年在東京六本木引起國際熱話的「會上錯菜的餐廳（注文をまちがえる料理店）」。去年筆者亦曾在臉書專頁中亦分享過這家餐廳的日本報導。在「會上錯菜的餐廳」，上菜的都是滿面笑容的長者侍應，而他們都是認知障礙症的患者。在這家餐廳，「上錯菜」不會被客人遷怒或責罵，客人反而會因沒有上錯菜而感到可惜。侍應也會因為這個話題而顯得雀躍，說得興起，甚至會忘記了替客人下單。今年5月，「會上錯菜的餐廳」更註冊成為公司，在網上搞眾籌，準備「遍地開花」。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瀰漫著歡樂的氣氛，也盛載著一個個感人的故事，大家亦透過這個空間重新互相認識、了解。

當時有關報導一出，引起了國際媒體關注，不少更從西方國家遠赴日本實地採訪。雖然「會上錯菜的餐廳」只是一個只有數天的活動，並且距離第一天開店已事隔一年多，餐廳所帶動的影響力仍未退減。有關餐廳的書籍都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近日韓國亦仿效其理念及做法，受KBS電視台採訪，引起了當地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

「會上錯菜的餐廳」展示了日本人那種「對人性的尊重」，同時向世界印證了潛在於認知障礙症患者裡的「可能性」。

 由被動走向自主

其實除了上述事例，日本各地政府單位、地區團體等等，都設立了不同平台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從過往的「被動」走向「自主」。例如神奈川縣的藤澤市，今年6月有一家由非牟利團體開設，名為「龜吉廚房」的餐廳開業，店員基本上都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除了當「侍應」接待客人，也擔任「廚師」烹調美食，每天的餐單亦由他們決定。團體透過讓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當餐廳店員，把「復康」與「工作」混合起來。而他們的食物賣相亦相當出色，在網上也獲得很好的評價。

 這些日本的經驗，說明了把看似跟「認知障礙症」沒有關係的「工作」連繫起來，同時連結復康及康樂等目的，衝擊了社會一直以來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一些固有觀念及誤解。

應對認知障礙症，日本未必是走得最前的地方。但他們本著「對人性的尊重及體貼」，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創造了一個接一個的「舞台」，由一直以來都是「被服務」的一群，轉化為「服務」社區的一群，讓其發揮了「無限的可能性」。就像「會上錯菜的餐廳」的例子，其實「錯」很多時候未必的壞事，反而能讓我們認識到事物的本質。認識及了解認知障礙症固然重要，可是隱藏在疾病背後，屬於每位患者的尊嚴及可能性，更值得我們去尋找並守護。

原文: 【日系護老誌】讓認知障礙症長者做「上錯菜」侍應？｜岑啟灝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促《施政報告》增加人力撥資源培訓家庭醫生。

家庭醫學學院指，鑑於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招標已於近日展開，學院認為家庭醫生在此計劃下應擔當重要的協調角色，並建議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人力撥資源培訓家庭醫生的措施及善用地區康健中心，讓本港朝「一人一家庭醫生」的方向再邁進一步，令基層醫療系統更臻完善。

學院指，現時香港的人口約有750萬人，如果要追上英國的1比1,500 或內地家庭醫生1比2,000比例目標，香港需要有3,750名的家庭醫生，才可維持優質的基層醫療系統。假設平均工作年限為40年，每年就需培訓接近100名家庭醫生。而一些醫生的職業壽命較平均工作年限為低，或者只以兼職形式工作，所以實際需要培訓的數目應該更高。

學院指，醫管局只將不到10％的本地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家庭醫學培訓，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亦難以滿足本港的人口需求。根據數字近5年平均只有32名醫生有報讀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士的課程，遠比100名低。學院院長陳銘偉建議，政府需調整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家庭醫學培訓的比例，並在培訓家庭醫生中增加資源。並建議政府強制所有家庭醫生應接受持續醫學教育計劃，以保持其醫學知識水平。

學院又認爲，公眾對「基層醫療」或「基層醫療保健」的含意，存在相當大的誤解，公眾誤以為「基層」兩個字是指「草根階層」，或者社會階級中的「基層人士」。學院義務秘書黃志威解釋，基層醫療或基層醫療保健，是指公眾在整個醫療保健系統中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大眾接受醫護照料過程中的第一個接觸點。

與二級保健不同，基層醫療應該盡可能全面覆蓋每一個市民。研究指出，到家庭醫生/普通科醫生處就診的每250人當中，只有大約9人需要被送往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亦有證據表明，良好的家庭醫生，可提供全面及以人為本、可持續、具預防性和協調的醫療服務，是對整個醫療保健系統最有效，且最具成本效益的保障。

原文: 家庭醫生供不應求 學院倡1人1醫生政府增資源培訓

Fanny與Jenny兩姐妹，都稱呼76歲的媽媽做「阿女」。「阿女」患有柏金遜症，三年前在家不慎跌倒，傷及腦部，入院接受開顱手術後，住院近一年才能回家，自此頭顱的凹陷，成為那次走過死門關的烙印。

「（今年）已經係出咗院第三個中秋啦。」妹妹Jenny提醒對那次大病已經印象模糊的「阿女」。路過一次死門關，現在一家的最大心願是繼續在家中生活，「無論幾耐都好」，姐姐Fanny說。

長期病患者在社區、在家中，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遇到什麼困難？居家安老是否可行的選擇？

攝影：吳鍾坤

婆婆「阿女」與伯伯「安仔」，在颱風來臨前那天，安坐家中迎接記者前來訪問。梳化是安仔的指定座位，阿女那張則是椅子，沒那麼矮可方便她用助行架站起來。阿女的左邊頭顱有一處凹陷，是三年前接受腦科手術後留下的，那次她輾轉留院接近一年。伯伯那時亦已是晚期肺癌患者，並患上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症），一直依靠太太照顧的他，一時陷入迷茫之中。

一度如植物人

「我食緊……腦科藥、標靶藥同胃藥，即係鞏固身體健康嗰啲，我個肺弱啲。」伯伯對於自己的病情，沒有很清晰的記憶；但兩老希望繼續一起生活的意願，卻是十分強烈，姐姐Fanny印象深刻：「那時他因為有動力要照顧媽媽，讓她回家，爸爸很努力令自己身體好些，每一天都去醫院探媽媽。」

婆婆當年接受手術後，身體曾一度如植物人那般的狀態，口水也不會吞。她與植物人唯一的分別，是她仍然有意識。「我那時以為自己臨老啞咗！」阿女說。手術後，婆婆住過復康醫院也住過療養院，走「孖beat」主力照顧的是兩姊妹，姐姐更曾花了三個月，每天給母親自製檸檬冰來刺激口水，希望幫她重拾吞口水的能力。

「真係好辛苦先由醫院湊返你出嚟！」Fanny笑說。

出院之後才是考驗

「醫院救我媽媽係No.1，我都舉起手指讚，好迅速。但救完之後，香港醫療的復康，仍未夠資源去做。」每次出院，醫院都有轉介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料給他們，「最初不以為然，因為好冇心情，根本不可能有精力聯絡（社福機構）。」直至後來，她們發現母親的情緒愈來愈低落，偶爾接觸到香港復康會的「社區安寧照顧服務」資料，「那時醫院每天都要我們出院，但資源不足沒有支援，我們不知如何處理，便聯絡上他們。」

此服務是為經醫生診斷為晚期、非癌症的長期病患者而設，社工、護士等專業團隊會為患者及家屬提供社區生活支援，除了上門評估患者的家居生活環境，提出改裝建議、教授家居簡單運動等，並設有心理支援。

看著父母身體的衰老與患病，姐妹倆有不同的心態。妹妹Jenny坦言，從來不會將父母放在「晚期」的心態去做，「如果不停想著晚期，聽都唔舒服，做嘅人亦會好辛苦。」姐姐Fanny則相對隨遇而安：「人總會有走的一天，自己都會有這一天。只想他們活得開心，無論幾耐都好。」

家庭回憶　變成五個手捏的飯碗

姊妹倆作為照顧者對「晚期」的兩種心態，都是堅毅的，她們說是父母的教導。說到從前，兩老突然雀躍起來，細數當年如何日日打五份工，養活五兄弟姐妹。「未天光，在街市走鬼；晏啲買餸回家，然後中午去聯誼會捧餐，回家後會車西褲，四點去寫字樓洗茶杯、抺枱……」阿女說，最記得一家住過天棚、山上木屋區，打風瓦片會吹起的那種簡陋房屋。

搵食艱難，父母最珍視的，是一家同枱食飯的時光。「食飯時大家坐齊，便在飯枱教他們，好彩個個沒學壞。」要教什麼呢？阿女說，例如不可以㨂高腳在椅子上、夾餸不可飛象過河，還有不可「浸枱」——大半身趴在枱上吃飯，「張枱咁細張，七個人坐在埋一齊，梗係兩個人一邊。」阿女說時依然很有威脅。

這些家庭回憶，最後變成了藝術品——某次，服務帶來了藝術家，跟他們傾談、聽他們說故事。其中，陶藝家黃美嫻聽過他們在飯枱上教導子女的故事後，深受觸動，便帶來輕黏土，教他們手捏五個飯碗，紀念那段同枱吃飯的時光。

留下藝術品：希望記得阿爸阿媽

「搓嗰時，好得意。我過年搓麵粉、整角仔都做慣。」阿女手捏了三個碗，主婦烹飪訓練有素，她做的碗子手感較圓潤，「碗邊好似搓油角的花邊位」，撫摸著碗邊的Jenny說。線條較參差的兩隻，便是伯伯所做。而陶藝家特意在碗內，留有他們的指紋，經過窯燒後，指紋永烙於碗內，成為印記。

「想他們一人一隻，留個記念。」安仔說。
想五兄弟姐妹，看見碗子記得什麼？
「記得阿爸阿媽咯。」阿女說。
「你覺得我會唔記得你咩？」Jenny說。
「我仲要同你哋周圍去玩㗎。」Fanny說。

不同藝術形式　均可成為情緒出口

手造陶碗，是其中一種表達藝術治療的手法，目的是希望藉著不同的藝術媒介，讓患者表達病重路上及晚期生活的感受。「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計劃項目經理郭燕儀說，不同的藝術模式可幫助患者表達不同的感受：「透過手捏陶泥那種擠壓感，可讓他們有一點釋懷。」重點是與病人的生活有所連結，例如「阿女」婆婆替一家人煮食多年，飯碗對她而言，便別具意義。

此項目自2016年開展至今三年，服務過170個晚期病人、超過300個家屬，而這些晚期的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的藝術創作，將會展出與公眾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初診疾病，親朋戚友都簇擁身邊照顧問候；但當患上的是長期病，而且病了十年八載甚至更長的日子之後，「鎂光燈」未必再在他們身上。只是，長期病患者也有走到生命終點的一天，對於這些非癌症患者的晚期照顧，是現時本地的醫療與社會服務的缺口。究竟這班病患者有什麼需要？詳看下篇報導。

原文: 【晚期照顧】婆婆患柏金遜症、曾開腦：想與丈夫在家生活，可以嗎

「寧養中心是一個生離死別的空間。所有的戲劇，所有的情緒，所有的喜悅。每個人都有著恐懼，但我想這些是我們社會裏最進步的空間。」伊斯特伍德（Steven Eastwood）是英國紀錄片《Island》的導演，他在2015至2016年拍攝懷特島一間寧養中心內4位臨終病人的故事，希望如實記錄死亡的真實面貌，破除社會對死亡的忌諱。

這套上周五在英國上映的紀錄片，訪問了蒙巴頓伯爵寧養中心（Earl Mountbatten Hospice）的晚期病者，其中最受注目、也最受爭議的一幕，是真實呈現病人哈迪（Alan Hardy）死亡的7分鐘片段。

哈迪是來自倫敦北部的退休巴士車廠經理。他非常樂於在鏡頭前分享自己的晚期生活狀況。伊斯特伍德表示，影片中呈現哈迪的死亡其實相當淡然，連他自己也難以精確判斷到底哪一刻是哈迪氣絕的時間。在哈迪的生命消逝後，鏡頭就轉換至護士替他抹身和梳頭的場景，護士們的溫柔和尊重，深刻而且動人。

 伊斯特伍德認為，現有關於死亡的影視作品大多較為戲劇性，但他卻想如實的反映死亡的真面目。他在寧養中心取材拍攝，期望大眾能進一步認識這類服務，且能破除社會對臨終時期的污名，使死亡沒那麼可怖。而伊斯特伍德在開拍《Island》之前，剛經歷兩次喪親打擊，所以對於死亡及相關的情感，特別有感受。

在伊斯特伍德的眼中，寧養中心是一個各種情感紛陳的地方，伊斯特伍德難忘那裏的護士如花盡心機，照顧病者各方面的需要，包括心理和社會支援，他舉例說如果病者疏遠的親人，或者同性伴侶忽然出現，當所有人共處一室時，護士仍要在百感交織的病房中，如常盡忠職守的工作。

伊斯特伍德說寧養中心的職員在拍攝期間都異常低調，很少開口說話，他估計大概因為職員們平時工作的關係，所以都「被訓練得沒有自我」。

《Island》中記錄的另一位病者是40歲的貨車司機岡內爾（Jamie Gunnell），他育有兩個小孩，在一次胃痛發作求醫後，被確診患上第四期癌症。影片中見到岡內爾平時與其他朋友如常社交，在寧養中心裏看足球比賽和喝啤酒、抽煙。一群朋友還會拿岡內爾的病來開玩笑，說他抽出來的腹水看起來就像雞湯一樣。

雖然表面上看來岡內爾好像對死亡舉重若輕，但實際上他也經歷著迷惘和恐懼，尤其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伊斯特伍德形容眼中看到的岡內爾說：「他走過了憤怒和抑鬱的階段，但之後會反彈，他的幽默總常在，那是他正常化（死亡）的方法。」

英國《衞報》

原文:【臨終不可怕】直擊死亡7分鐘 爭議紀錄片打破生死禁忌-蘋果日報

筆者最近因公事私事，需要走訪各類安老院舍，切切實實感受到老人院質素有多大差異、僅滿足法定最低要求的院舍環境可有多惡劣。在廉價的私營老人院，空間及人手不足是通病：老人家困在無窗、狹小的板間房，食飯、小便也在房內，兩三天才安排到幫他們沖一次涼，滿室彌漫著殘羹、排泄物、消毒藥水混合的異味，令人退避三舍；護理員人手不足，亦令老人缺乏適切照顧，疏於運動，長期臥床者未能頻密翻身及按摩，或被人索性綁著防止他們亂動跌傷，心靈上的照顧更是天荒夜譚。結果，老人們多呆坐在床上或椅上，大多眼神空洞，身體機能日漸惡化。

院舍要更大

談到院舍空間狹小得不人道，就回到土地不足的老問題。香港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相信家家都越發感受到照顧老人的壓力，想送進院舍，就要面對上述的環境。安老院不能令老人「安心」養老，只成為他們人生終站的困獸鬥。

目前安老院舍的法定最低人均樓面面積為 6.5 平方米，即僅僅大於半個私家車位，而且已二十年不變。早前政府及民間討論，應上調安老院舍面積要求，其中有社工團體更提倡「8+8」方案，即 8 平方米寢室加 8 平方米非寢室空間。然而，在社會缺乏新增土地的前提下，增加人均院舍面積近三倍，無異於將宿位數目折扣三分一。

安老院舍人均樓面面積要求：
最低要求：6.5 平方米
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9.5 平方米
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甲二級：8.0 平方米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8.0 平方米

院舍要更多

我們想安老宿位更大，還必須要更多。資助安老宿位的人龍多達 37000 多人，政府委托安老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又訂出於 2026 年每 1000 名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應有 21.4 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的規劃比率。若政府繼續流於辯論、空轉、幻想，而不以實際行動增加土地供應，則不可能消化院舍人龍、實現規劃目標、提升院舍面積。

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輪候人數及於輪候期間逝世的人數，在過去十年逐年攀升

善用科技解護理人手不足

至於護理人手不足，要循兩個方向處理。

其一是改善培訓及資助，改善行業的前景和形象，吸引更多本地勞工入行，或以彈性工時吸引婦女兼職工作；此外筆者亦支持政府就安老服務業是否放寬輸入外勞進行研究。

其二是引入更多安老科技，減少使用人力，減輕護理員的負擔。這方面日本走得很前，機械人、扶抱機、沖涼機、讓護理員配戴的減壓腰帶，已廣泛應用。不過這些機械一般都要佔用較多空間，現時香港的院舍劏房「豆潤咁細」，恐怕難以兼容這些科技產品。

原文: 林若思-《安老院舍，長者的困獸鬥》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發展漸趨成熟，並融入生活。AI已可做到文字、圖像及語音識別，近日發展到「行為識別」，料可應用於居家安老。來自中國的百芝龍智慧科技，正研發Wifi生物探測器，因人類一舉一動都會影響Wifi波長，AI學習各種圖譜後，便可知獨居長者有否跌倒。

微軟今日（5日）舉辦全港首屆AI Summit，介紹該公司的合作夥伴。就AI發展，微軟指該公司會專注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產品認可及語音識別能力3方面，與各行業一同開發解決方案。

百芝龍智慧科技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葉偉指，曾因獨居的婆婆跌倒6小時無人發現，想到可從每人家中均有的Wifi基站入手，結合AI，變成Wifi生物探測器。該Wifi生物探測器的大小猶如燈掣開關大小。葉偉解釋，人類任何一個細微的行動，都會對Wifi波造成影響，故AI透過觀察Wifi波長的變動，便可了解室內的情況。

原文:Wifi生物感測器結合AI 偵測獨居長者狀態防跌倒無人知 – TOPick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20年後65歲及以上長者人口會劇增一倍，將迎來「高齡海嘯」的挑戰。為長者提供家居維修及翻新服務的社企「長屋設計」，創辦人之一雷煒程（Lawerence）指，因為爸爸當年患有癌症，起居飲食需要特別照顧，充份體會到若長者想在家中完成人生最後階段，家居環境或成限制，故社企提供專為長者「度身設計」的裝修，令長者可居家安老。

日本樂齡科技發展成熟，但本港仍處於起步階段。Lawerence指，公司在開拓科技業務後，希望提供一站式智能家居服務，最新研發智能手錶，運用智能手錶GPS全球定位的後勤服務，以防長者走失。

研發智能手錶長者步入「危險區」手錶會發出聲響

他指，一旦長者走入程式預設的「危險區」，手錶就會發出聲響，提醒長者身處不安全的地方。同時，後勤人員會致電長者家人，主動通知長者走失的位置，以尋回長者。目前手錶已引入澳門，有約2,000個使用者，而本港正在試驗階段，料10月、11月可公開發售，手錶約賣1,000元，服務費為每月約200元。

工業家張益麟認為，本港樂齡科技市場仍在發展，大部份的產品由外國入口，故價錢昂貴，並非人人可負擔。張益麟指，業界一直希望開拓長者市場，惟一直欠缺數據分析，製造符合長者需求的產品。張指，加入「長屋集團」後，成功收集用家數據，並聯絡廠商，設計一套適合長者的家居產品，以梳化為例，椅背設計較為挺身，成90至105度，方便長者用力起身，售價現扣取七六折優惠後為7,000元。

為長者設計出可升降床面

張益麟續指，另一款床專為長期臥床的長者而設計，床面高低可升降，亦可摺疊，騰出室內活動空間。張指，這款床在香港設計，在內地投產，價錢比進口貨平逾一半，現售4,000元。他認為，社企與工業界合作，正好達至社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亦能達至營運效益。

原文: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223204/%E8%A6%AA%E6%AD%B7%E7%88%B6%E8%A6%AA%E6%82%A3%E7%99%8C%E9%81%87%E5%9B%B0%E5%A2%83-80%E5%BE%8C%E5%89%B5%E7%A4%BE%E4%BC%81%E6%8F%90%E4%BE%9B%E6%9C%AC%E5%9C%B0%E8%A3%BD%E4%BD%9C%E6%99%BA%E8%83%BD%E5%AE%B6%E5%B1%85%E5%8A%A9%E5%AE%89%E8%80%81

記者嚴云岑／彰化報導

「奶奶，該喝水囉！」74歲的鄭奶奶家住彰化縣二水鄉，4年多前中風右側偏癱，需長期臥床，每個月都需由家人開車1小時到彰化就醫，經二水衛生所介入居家醫療後，不僅減輕家人負擔，還在1年多前順利拔掉鼻胃管，用奶瓶喝水。兒子陳先生表示，自從醫師與護理師到家中看診後，媽媽變得越來越愛笑，還會要求要吃炸雞排。

過去民眾遇到大小病，都習慣到醫院看診，健保署2016年2月開辦居家醫療，鼓勵醫師走出診間，到行動不便的病患家中看診並給藥，第一年服務7675人，2017年服務3萬2741人，成長4倍之多。截至今年7月31日止，已有4萬3654人接受服務，超越去年服務量能，其中又以中區業務組成長26倍最多。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今（15）日舉辦「家是最好的病房-把醫療送到家」分享成果。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方志琳組長表示，2016年中彰投地區之人口數預估失能人口約12萬3000人，推估有居家醫療需求約1萬4000人，實施初期因民眾不了解，或找不到可提供服務的醫師，加上醫師參與度不高，只有376人接受服務，照護率2.7%。

方志琳表示，為了擴大服務範圍，中區業務組結合台中、彰化、南投衛政、社政及民政機關，並請醫院加出院準備服務、邀請醫師公會啟動走出診間誓師大會，在廣為宣導下，目前中彰投三縣市68鄉鎮，已有548家醫療院所提供這項服務，每一個鄉鎮都找得到提供到宅醫療的醫師。至今年7月共有1萬1351個案獲得居家醫療的照護，照護率超過80%。

參與在宅醫療的員林基督教醫院僅成立3年，於2017年7月31日正式加入居家醫療整合照顧計畫，1年累積收案170位，目前再案者有107位，第一階段無需管灌的個案22位、需管灌者85位，服務範個案以員林市最多。另外該院也提供藥師送藥到府服務，每個月服務772位病患。

員林基督教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江文崇為在宅醫療服務團隊一員，目前員基共有3名專任醫師搭配居家護理所護理師，每週提供1次居家服務。江文宏表示，申請在宅醫療患者都已高齡族群居多，但也有年輕患者透過出院準備服務，由個管師嫁接起居家醫療及長照資源橋樑。

50歲的蕭女士就是一例，住在田中鎮的她，因缺血中風導致腦病變與癲癇，生活無法自理，平日僅由打零工的先生照顧，家中經濟拮据，還因長期臥床，尾骨與小腿有壓瘡問題。後經轉介醫師與護理師定期到家中看診，協助傷口照料，家人終於不用在醫院、住家來回奔波，不僅病情得到妥善控制，長照的居服員到府協助，也讓家庭壓力得到舒緩。

實施在宅醫療的不只醫院，地方衛生所也是推行主力。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的彰化縣二水鄉，早在7年前就自主開辦「居家護理所」，趁中午到個案家巡一圈，視患者情況給予必要的照顧。2016年加入健保署「在宅醫療」，讓醫師與護理師一同訪視，光是2017年就提供578次居家醫療、636次居家護理，減少長者就醫不便、子女請假、載送問題。

74歲的鄭奶奶就是二水衛生所的個案之一，2014年3月中風後若有醫療問題，家屬需勞師動眾將她載至竹山秀傳醫院就醫，對於工作時間不定的兒子而言，是一大負擔。二水鄉公所接獲家屬諮詢，先於2014年提供居家服務，由醫師、護理師每3週進行一次居家訪視，幫忙換鼻胃管、尿管，更給予彈力帶訓練肌力，經過長照資源整合，鄭奶奶終於在去年3月拔掉鼻胃管由口進食。

記者下午跟著二水衛生所居家醫療團隊到鄭奶奶家探視，她住在三合院側廳，為了方便居服與醫護人員出入，大門並未加裝門鎖，只用一扇紗門代替。看到護理師到來，鄭奶奶表情瞬間亮了起來，在陳鴻基主任聽完診，確認無異常症狀後，護理人員便拿了一個奶瓶，讓鄭奶奶喝水，陳鴻基主任在一旁解釋，「這是怕她嗆到」。

陳鴻基表示，鄭奶奶雖然拔掉鼻胃管，但因中風偏癱，吞嚥功能仍有限，而這類高齡臥床族群最怕因嗆到引發肺炎，因此教導家屬出門工作前必須準備2個奶瓶，讓奶奶及時補充水分。兒子陳先生在旁補充，媽媽雖然可自己吞嚥，但還是要靠著家人用湯匙一口一口餵食，雖然什麼食物都吃，卻心心念念炸雞排，但為了媽媽健康，至今尚未讓她如願。

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表示，以往行動不便病人外出就醫非常困難，病人也可能因就醫不便而延誤病情。健保署推出醫師到家看診的服務，不僅有需要的病人不必出門就能看病，醫師也可利用該署開發的資訊分享平台，完全掌握病患的病情。民眾若有居家醫療照護需求，可在健保署網站查詢，若需生活照顧各項資源，可連繫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協助轉介服務。

原文: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1236079

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長者就醫需求增加，醫療照顧模式須積極改變。為探討高齡醫療模式，國衛院與台灣在宅醫療學會今舉辦「在宅醫療國際研討會」，藉由全球高齡長者最多的日本經驗，讓台灣借鏡面對高齡社會時，醫療照顧需從醫院轉型為在宅醫療，解決長者因行動不便等因素，導致無法接受醫療照顧的窘境。

今參與研討會的衛福部次長薛瑞元表示，台灣健保制度已實行20多年，讓民眾就醫十分便利，但在高齡社會，高齡長者常受到身體機能衰退影響，無法自行就醫，且少子女化問題也使長者家中恐無多餘人力協助就醫，導致長者就醫出現障礙，這是健保無法改變的，而隨醫療需求轉變，須積極發展在宅醫療照顧模式。

薛瑞元說，在宅醫療為醫護人員親自到高齡患者家中提供醫療照顧，其醫療人員外出服務成本高，但卻可降低整體社會成本，衛福部目前也正推動長照整體照顧，提供高齡長者良好醫療服務。

國衛院院長梁賡義指出，在宅醫療是非常熱門的議題，面對高齡社會於醫療及社福長照系統，均應面對及因應人口結構及醫療照顧需求的改變。（沈能元／台北報導）

原文: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80729/TDYITD4ZOD4QTP5NWOCBABPWHA/

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的數據，2016年勞動人口之中，每5人只撫養2名長者，但至2066年，情況將惡化至每5人需撫養4名長者。現時長者對安老院舍質素早已失去信心，政府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又要輪候14個月，安享晚年難度是奢望？晚年不靠政府、不靠安老院舍照顧，由長者之間互相照顧又可不可以呢？

攝影：吳鍾坤

要互相幫助甚至成為一個「安全網」，需要有系統的安排。「時間銀行」這類義工服務的概念近年多度被提倡，有社福機構打破想像，將「時間銀行」的概念落實於將軍澳景林邨、寶林邨、茵怡花園這個小社區中。

為期三年的計劃，由長者幫助長者賺時分、換服務，換到的可以是一通電話慰問、搬一次行李，或是危緊時陪伴入院。小小的幫助形成強大的連結，有參加者表示，長者互相照顧令她安心生活在社區，晚年不打算入住安老院舍；而機構則期望計劃能擴展至其他社區，長遠重新思考安老政策和資源分配。

同邨廿年不相識？

穎嫦在退休之前做了27年文員，5年前公司結業後，她繼續做其他全職及兼職工作，直至今年65歲才正式退下火線。長年早出晚歸，她和其他城市人一樣，生活只有家庭和工作，沒有「社區」這一部分。居住將軍澳寶林邨27年，她會認識同樓層的鄰居，但都只限於上班前說句早晨，下班後打聲招呼而已，各自家門都是緊閉的。對社區的唯一連結，就只有周末行鴨仔山。

「我住咗廿幾年呢個邨，喺隔離樓居然話唔認識，我覺得自己真係好脫離。」後來她參與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的義工服務，有一次探訪同邨的長者，對方問她住何處、為何未曾見過她，她感到非常愕然，「本來大家都係街坊，應該好有親切感，但我俾人（印象）就係唔識，我個心打咗個突。」

穎嫦對社區的想像，是街坊街里見面時會互相微笑、點頭，但現在的社會做不到，「大家互助嘅精神少咗，如果多咗呢啲，整個社會風氣係會好好多。」

一分鐘義工　換一個服務積分

一個人或許難以改變社會，但可以由改變自己開始。穎嫦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與其等人找你，不如主動走出去，聯絡其他人。她參加更多探訪活動，投入義工服務，更與其他長者在兩年前推動策劃「織福－－長者互助發展計劃」（下稱織福計劃）。

織福計劃簡單而言是香港版「時間銀行」，183位已登記的長者會員透過做義工換取時分，一分鐘即可換一分，時分可以隨時換取所需要的照顧服務、培訓、康樂活動及實物，而服務提供者亦是長者，整個計劃只有少部分義工參與，名副其實「長者幫長者」。

有別一般的正規照顧服務，計劃中參與和換取的服務完全按個人需要而定，例如陪診、電話慰問、搬行李、維修水喉、上門探訪、買餸、設計自傳封面等等，只要長者提出有特別需要，安老服務大樓的職員便會配對有合適技能的長者幫助。

 又或者好像穎嫦的個案，緊急時先找相熟鄰里幫忙，事後再計分。穎嫦在去年需要做白內障手術，女兒當天請假陪她去，但醫生指第二天亦要覆診，女兒再難突然請假，臨急拉了一位朋友陪母親覆診。朋友在事後加入計劃成為會員，這一次的幫助亦計算時分，二人填妥表格，簽名核實時分，再交由職員人手更新紀錄。

讓長者更有信心社區安老

黃色封面的「織福簿」紀錄了一年多以來，穎嫦十多次與會員互助的詳情，大多數時候都是她幫助人，「收入」總是多過「支出」，最多支出的一次已是白內障手術那次，朋友幫忙陪她覆診兩小時，扣了120分。

作為計劃的籌委，穎嫦表示透過計劃認識更多的街坊，鄰舍關係有改善，「就算嗌唔出你名， 笑吓話『hello，有冇積分呀？ 』，形成風氣好親切，你話幾開心。」更重要的是，她現在很放心在社區生活，「今後我遇到咩困難，只要同織福委員提出，可以得到好快嘅解決。」她說申請政府或其他團體的照顧服務需時，如果有事要緊急幫助，更是一下子不知道可以找誰求助，現時她知道一定有人幫到自己。她更決定會留在社區安老，不會亦不需要選擇入住院舍。

長者互助　港大學者：香港需轉型「參與者社會」

2016年9月，包括穎嫦在內的一班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的長者義工，思考如何應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織福計劃的念頭開始萌生。但要如何實行，他們由社工協助下，找上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林一星教授當上義務顧問，「好少會帶埋七、八個長者上來港大，你諗吓將軍澳上到來港大，佢哋唔係搭的士上來，個個行程好遠，我睇到呢個真係由長者啟動一個活動。」

 計劃強調由長者「當家作主」，打動林一星為計劃展開為期三年的追踪研究。他相信當人口老化，服務追不上需求時，香港必須由接受者社會（recipient society）轉型為參與者社會（participant society），即是長者在退休後，不能什麼都不做等人提供服務，而是需要主動走出社會，建立理想的生活狀態，「如果要呢個社區有福氣，唔可以個個坐係到，等個天跌福氣落來……要自己織出來，要一針一針織出來。」

這個由公屋與居屋屋苑形成的小社區，可連結為長者安全網。林一星認為，香港有部分較為體弱的長者，因擔心沒有人照顧或幫助而過早選擇入住安老院舍。但假如他們知道，在有需要幫忙時只要「send個message出來」，不論是整水喉、陪診或幫忙購物，都有人會幫助，這一份放心令他們願意在社區安老。「呢份放心好緊要，令到佢夠膽留耐啲，就算佢身體愈來愈差都可以留耐啲。」

義工模式可推廣至其他社區

林一星認為，假如計劃逐漸擴展至其他小社區，就猶如一場社會運動，推動安老政策的改變。他解釋，長者經訓練後可以互相幫助，解決一些較簡單的生活需要，不需要再輪候市場上付費的服務。長者的身心質素提升，不需要接受安老院舍服務，同時社工可以專心負責處理一些重症或需情緒支援的長者，妥善運用公共資源。

而負責計劃的社工柯明蕙就表示，計劃只是拋磚引玉，如果有其他地區認為藉得採用這個照顧模式，可以繼續完善。但最重要是社會上不同持分者，包括政府，起動討論如何應對人口老化的現象，令長者晚年有更多保障。「今日香港都係佢哋打拼返來，我哋容讓佢哋可以享受比較美好嘅晚年生活，不同持分者都要做，不同人都要討論。」

原文: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211375/%E5%B0%87%E8%BB%8D%E6%BE%B3%E9%A6%96%E6%8E%A8-%E6%99%82%E9%96%93%E9%8A%80%E8%A1%8C-%E9%95%B7%E8%80%85%E5%81%9A%E7%BE%A9%E5%B7%A5%E6%8F%9B%E6%9C%8D%E5%8B%99-%E6%9C%89%E4%BA%BA%E5%B9%AB%E4%B8%8D%E7%94%A8%E5%85%A5%E8%80%81%E4%BA%BA%E9%99%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