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獨居長者來說，習慣了自己一人生活，一旦在家中出現緊急狀況也不知道可找誰求援。透過話筒，雖看不見真人，但是透過聲音感受到「人氣」，遇上突發事件也不致太過徬徨。

相信不少人多少也曾聽聞過「平安鐘」的服務，當長者有需要時，只要手按一下平安鐘，不管是什麼時候，都能立即聯絡到相關的服務專員，而且，並不限於「救命」時才能使用。時移世易，「平安鐘」再不是一通電話般簡單，更加入了許多新的照顧支援服務，包括專人陪診、上門照顧，也有社工及輔導人員提供情緒輔導等。

提供平安鐘服務的長者安居協會於1996年成立，是一間非牟利團體。長者安居協會表示，過去接到的求助個案主要屬緊急支援，或涉及其他日常生活相關查詢，大約一成須立即召喚救護車送院，其餘九成個案則涉及長者日常需要，包括交通、天氣狀況，甚至是家居清潔方法等。假如是有關情緒或健康狀況的查詢，協會註冊護士及社工團隊便會提供相應的跟進工作。

「你好！這裏是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一線通平安鐘」服務熱線中心的服務關顧員不會覺得自己只是個接線生，隔着話筒與長者建立起深厚關係。長者與關顧員之間，不是單向的關係，也不是只有一方不斷給予的關係，關顧員解答長者的查詢，長者也會主動致電關顧員聊天慰問。

聽得多來自自住長者的電話，自然了解並理解他們在社區生活的困難。長者安居協會發言人表示，要做到「居家安老」，社區支援網絡相當重要，因為有些長者不擅表達，即使面對困難，也會擔心妨礙子女工作、害怕成為別人負膽而不向外求助，寧願自己一個人處理。是故，支援網絡在這個時候就顯得更為重要，協會建議，作為親人或者鄰舍，應多主動關注與關心身邊長者，與他們傾談，以了解他們各方面的需要，令他們感受到被重視，特別是在這段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

「一線通平安鐘」早前公布，由去年7月1日至今年2月18日，該服務熱線中心共接獲逾千宗的新求助個案，較前年同期增加16%。在這些新個案當中，有近一半的個案需要進一步的情緒支援，更有87宗個案有自殺風險，較前年同期大幅增加85%。長者或因防疫，須留守家中，暫停或取消聚會活動，因而產生孤獨感，或留意到關於疫情的資訊時感到恐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自1月底起，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已暫停開放，不少上門的家居照顧服務也隨之暫停或只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原來讓長者消遣打發時間的地方關閉，長者也因為害怕外出會染病，便留守家中，長期沒與人交往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形成孤獨感。再加上疫情資訊氾濫，種種因素累積起來，便很容易出現負面情緒。

因為疫情，市面的口罩及清潔用品一度出現短缺，當時便有電視台訪問過一位老伯，他聲淚俱下地表示沒有口罩使用。

代取藥贈口罩清潔用品

曾有一名患有高血壓的獨居婆婆致電求助，說自己曾清晨出門輪候購買口罩不果，情況最差時，家中只餘下一個已多次重複使用的口罩，更將那些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口罩清洗後重用。適逢家中藥物分量只餘數天，本來已到取藥日子，但因為害怕外出感染病毒，長者不敢到診所取藥。長者接收資訊途徑比其他人少，所以，面對疫症，往往顯得手足無措。因為自我感覺身體狀況比其他人差，在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恐懼感便油然而生。

在接到求助後，服務團隊立即送贈口罩、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資予該名婆婆，並聯絡診所由協會代取藥物，解決了婆婆的緊急需求。這位婆婆的事情不是個別事件，協會表示最近有關防疫物資、覆診或取藥改期的查詢、情緒支援，以及涉家庭糾紛的求助個案有上升的趨勢。因應疫情，協會更特別推行「攜手抗疫．傳送平安」行動，主動致電了解長者最近身體狀況，覆診及藥物存量等，特別是傷殘、獨居及長期病患的一群。

「你有錢可以去上興趣班，甚至可以請私人看護上門照顧。但窮人呢？可能在為自己的生活每日奔波─這是在香港生存的悲劇。」在地區長者中心工作的社工阿如（化名）這樣說道。

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觀的養老金，我們最終回歸到一個問題：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老年準備周詳的財政計劃？包括計算自己的強積金足不足夠數十年的零收入生活，或者是預計自己患上的長期疾病要不要很龐大的開支。但計劃是計劃，有多少人真可以掌握得到？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有近13萬長者選擇在退休後仍然工作，較2011年及2006年的65,888人及59,746人大增一倍。

從照顧到被照顧　沒有選擇

 「無錢又不健康是GG（完蛋）的，他們連排（輪候）什麼服務都不知道；但如果是有錢，身體不太健康的是沒有（前者）這麼灰、這麼絕望，因為有錢便等於他們有資源向外求助。」—阿如

 「窮的老人家是不會有心情去中心參加活動，會情願出去做兼職賺多個錢，不會（在長者中心）學self-care（自我照料）、學煲湯水。這些對他們來說，是很奢侈的。但對富貴長者來說，65歲便準時退休，有仔女有層樓，有空便參加興趣班、四圍旅行。」阿如接着說：「無錢又不健康是GG（完蛋）的，他們連排（輪候）什麼服務都不知道；但如果是有錢，身體不太健康的是沒有（前者）這麼灰、這麼絕望，因為有錢便等於他們有資源向外求助。」

寥寥數語，聽得到阿如的感受之深，因為她所工作的長者中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產家庭，日常的經歷讓她更理解富有與貧窮老人之間的鴻溝─兩者對「安老」定義的理解也截然不同。基層長者每天求的只是三餐溫飽，依靠自己照顧自己；但有經濟能力的，每天想的是今天去做什麼，要由誰來照顧自己。

對老人家來說，最難接受的或許不是身體機能的衰退，而是失去選擇的權利。他們會覺得入住安老院舍像被囚禁般，不能自由出入，但在家安老也有這樣的煩惱。阿如工作的長者中心也是社區照顧服務相當重要的一環，長者可在中心打發時間及接受不同能力的訓練。阿如主要負責輔導工作，不論是對長者還是對照顧者。所以，她常常聽到來自雙方的牢騷。

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聘請外傭照顧長者，不過，阿如看到的是長者的抗拒與不安。她解釋，不少長者首要害怕的是言語不通，對他們來說是，「多了一個不是自己子女的人在家，又要一起住，又會幫自己沖涼。」接受這樣的新事物需要時間，而外傭又有可能因為合約問題而兩年轉一次，長者要不斷適應。

照顧者認為「這個年紀需要照顧是正常」，但在長者角度並不是如此，「以前，一人照顧全家，現在跌一跌、記性差了點，便要人照顧，像24小時被監視般。他們習慣壓抑心中的不滿，不對子女說。」對不少長者來說，還需要突破一個心理關口：過去是照顧者，今天成為被照顧者，是別人肩上的負擔。這種轉變是對自己能力的否定，也瓦解了他們過去對自我的認同。

以日間護理中心為例，子女覺得父母可以有時間到日間中心參加活動及認識朋友；但不少長者覺得這如同上學的生活，既不感到有趣，更覺得時時有人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阿如笑說，上述事情都相當「詭秘」，在於一方以為是對另一方有益處，而另一方卻不太領情。它們更突顯出，被照顧的人其實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被照顧的方式。

安老照顧服務人手不足是老問題，社署曾聯同社會服務聯會在2017年第三季進行調查，發現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職級的空缺率分別為18.0%、18.8%及15.8%。政府於2018/19年度增撥經常性開支約3.52億元，為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提供額外資源，以增加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的薪酬，以便吸引更多人入行。然而，相關人員的平均薪酬雖增加8%至11%不等，但於2019年1月時仍錄得19%的空缺率，較2017年未調整薪酬時上升。

加名額不加人手　前線受累

阿如聽過有獲安排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只能編配得到三個月一次的清潔服務。如果長者真的有活動障礙，便不能爬高爬低打掃，三個月這個時間已經足夠令家居覆滿厚厚的灰塵。她說，政府解決輪候人數的方法根本不能對症下藥，即使增加再多的名額，現實是人手不足，加名額只是令「條數靚一點」，但前線便做到累死」。「除非你家境很好，可以請保健員上門做運動，老人家覺得fun（有趣）。不然的話，現在的家居照顧服務只有送飯、陪診及復康等基本項目。你叫前線一併照顧長者的情緒？但這個行業長期不夠人，沒有人想入行，因為它屬厭惡性工作。（那麼加名額有用嗎？）提供服務的機構請不到人，也做不到，最後是苦了原來的同事，最後做得好不好，是看那個同事是否願意投放自己的時間。」

「政府擴闊醫療卡、長者卡─老人家是很開心很感激的，但對我來說很矛盾，因為這些是政府早應做（但遲遲不做）。（政府）真的很好嗎？」阿如接着說，「醫療券多了是好事的，但他們不會想到的是，這本應是政府要提供的（醫療服務），為什麼到最後是要給錢你自己去處理呢？又像（安老院）買位＊般，為何不可以是，將私人院舍變回做資助院舍呢？」

 社會福利署自1998年起推行「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在改善員工比例和人均面積標準、提高私營安老院的服務水平的同時，亦提供更多資助宿位，以縮短長者輪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院的時間。在現實中，基層與富有長者的安老生活絕不一樣。

政府常說，希望長者「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聽起來動聽，但現實是不少長者仍然為生活奔波，在長長的輪候服務隊伍中繼續等待。「安老」是希望長者「安享晚年」，但在香港，這是不可即的夢嗎？

「如果生老病死是一堂生命課，華人社會往往只修了『生』的學分。」著名作家龍應台這樣說過，她在發現母親失智時，決定放下手上工作，好好陪伴那時已93歲的母親過活。

台灣社會以「三等老人」形容一群在家「等看電視、等吃飯和等孩子回家」的長者，在「等候」的同時，他們也不知不覺間成為被社會忽視、地位低下的一群—雖然政府聲稱已投撥了不少資源在安老福利上。當然，這不只是發生在台灣，還有許許多多正在經歷人口老化的城市，包括香港。

雖然如此，「家」還是不少長者希望安老的地方，因為，家終歸是家，是自己辛苦工作多年換來的磚頭，一桌一椅都是自己數十年每天相對的物件。即使在家無所事事，也比起在老人院過得自在。「我想在家終老，可以嗎？」

龔伯伯與龔婆婆今年89歲了，兩人與六十多歲的兒子一起住在二百多呎的房子。

海葵與小丑魚二人共生，他們身體上的缺陷剛好互相填補，誰在人生路先走一步，另一人都難以繼續生活下去。他摺被單，她看電視——不，準確來說，她是聽電視；伯伯說她眼睛不好，只能夠隱約看到影像。她看不見，他提醒眼前有障礙物；他記性不好，她提醒他是時候服藥；她跌倒，他扶住。

故此，他們總是在一起的，坐是要一起坐，站也是要一起站。

說起身體狀況，伯伯搶在婆婆面前開口：「醫生話，我記性唔錯……」婆婆插話反駁：「唔係，醫生話……」伯伯看了老伴一眼，自顧自地道：「我記性好唔好，我自己知！唔使人哋同我講好唔好……」婆婆頓了頓便道：「他有在醫院做過測試，測出來的結果是有認知障礙，之前做有26分，現在得返14分。」

從襁褓牙牙學語到第一次走走跑跑、喊叫「爸爸媽媽」；從學26個英文字母到了解化學元素表；從校園裏捧書考取功名到在職場追求名利雙收。然後，成為父母養育小孩，看着小孩不但長得像當年的自己，就連小時候自己貪吃的性格都複製了。

時光飛逝，小孩成為父母，自己從職場上退下來。人人都羨煞退休的自己，甚至為自己辦退休派對，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無論是身心，都在慢慢衰退。

起初，是忘掉了要下樓做什麼，之後是煲水時要關的火爐，再之後是回家的路。初時還可以追巴士，慢慢地，連走路也要慢慢走，才不會氣喘吁吁，感覺難受，再來是視力也逐漸變模糊。以前，龔婆婆為家人煮上一天三餐不同菜式，現在因為手腳不聽使喚，連開個調味料瓶也沒力氣。

於是，活了一大半的人生，兜兜轉轉又變回要人照顧的小孩子般。

沒有選擇的老年生活

「去老人院可以嗎？」
「我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住。」—龔婆婆

然而，在照顧問題上，長者永遠沒有自己的選擇。對於入不入老人院、請不請外傭、由誰來照顧，他們都是被動地接受，決定權在他們的照顧者手上。那麼，龔伯伯與龔婆婆呢？

去老人院可以嗎？龔伯伯連連搖頭揮手，表示他的抗拒；婆婆的反應則較為悠然，笑了笑說：「其實，我都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入住（安老院）。」

安老院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因為他們的子女已六十多歲，還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本來兒子也和他們同住，但由於孫女在內地生了小孩，兒子便回內地照顧他們。是故，照顧的責任交由女兒，但女兒也是每周最多來一兩天，替他們採購日常用品及煮飯。

對他們而言，安老院不是「安老」的歸宿，是一處無法看到天空、無法自由走動的「囚牢」。就算身處的蝸居也不過數百呎，想轉個身也困難，但終究是屬於自己的地方。就算家裏沒什麼娛樂，只得一部電視，但他們仍有選擇，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想出去走走也可，即便他們因為身體問題已經很少出門。

老人想居家安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雙老家庭更甚。一老照顧一老，現實是他們的身體機能正逐漸衰退，再健康的長者，也會有身體出現毛病的時候。依賴一老全權負責照料另一老的生活並不實際，因此，政府先後推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希望提供適合「居家安老」的環境。

相互依存的雙老家庭

但很現實的是，龔婆婆膝蓋不好，也因為年老視力減退，眼睛幾近看不到東西，即便在家裏，也會因為地上的雜物而跌倒。

龔婆婆說，「隻手無力，之前食藥跌咗粒藥都唔知，扣鈕都扣不到。阿仔在時，就是他煮，現在阿仔在內地，就是阿女一星期過來一兩次，煮少少。一係就去外面吃，買點饅頭、蛋糕回來，可以吃幾天。」

龔公公、龔婆婆真的不需要照料嗎？不是，只是他們習慣性地說「不需要、不需要」。老人總是害怕麻煩到別人，想有人幫你們煮飯買菜嗎？「不用，有我在。」想找人陪你們去醫院覆診嗎？「不用人陪，不要麻煩人家。」

一直跟進他們個案的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社工張美怡說，長者的身體是一天不知一天事，前一天可以好端端「行得走得」，翌日便可能因為「跌一跌」而要長期臥床。因此，雙老家庭的危機較其他家庭危機大。因為兩老是依賴對方生存，一方倒下，另一方也會隨之倒下。張美怡說，龔老夫婦的個案是由他們所住的地區區議員轉介，他們不曾申請過政府的任何資助服務，「特別是基層長者，他們也不懂得自己去找尋這些服務」。我們以為政府的安老服務已足夠，但現實是，儘管服務多新多廣，到不了長者處也是徒然。

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顯示，獨居長者有152,536人，只與配偶同住的有293,308人，只與子女同住的有226,801人，與配偶和子女同住的有337,623人（見下表）。香港有接近四成的長者是獨居或與老伴同住，數目比起十年前上升了近六成，其餘才是住在兩代或三代同堂家庭。換句話說，在三年多前每三個長者便有一個是需要自己照顧自己或是依賴同樣年老的伴侶。相信在人口老化愈趨嚴重的今天，數字只有升無減。

評估機制淪數字遊戲

去年，社署表示將會改革過去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接受評估的長者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這一改革，在整個社福界引起爭議聲。不少人直指，改革只是政府為了掩飾需求遠過於供應的安老服務輪候隊伍。

長期研究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也曾撰文指出，長者無論是入住院舍或在社區生活，都是需要照顧的一群，只是照顧程度的多與少：

 「很多時是長者在社區生活，需要的協助較輕微；隨着年齡增長，只有入住院舍才可得到全面照顧。恐怕的是，在二擇其一的措施實行後，輪候院舍卻仍在社區生活的長者，若然不再得到社區服務的協助，再次出現獨居長者病死家中無人知的事件，政府於心可忍！」

社會福利署2000年起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由認可人員評估長者的護理需要，並按評估結果安排合適的長期護理服務。在原有機制中，長者可被評估同時適合接受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即是所謂的「雙重選擇」個案。社署今次的改革，其中一項正是「雙重選擇」，據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的解釋，「雙重選擇」未能反映長者對服務的實際需求，故新機制將會取消「雙重選擇」，並加入認知障礙的評估機制。

長者服務需求仍殷切

一眾業界人士對後者幾近沒有異議，畢竟原有機制的確是忽略了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生活上及對照顧者的挑戰。

但是，對於前者則是爭議聲不斷─若長者被評為只適合社區照顧服務，便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假如身體狀況轉差，便需要重新接受評估。張美怡解釋，「更新機制後，長者只可排一條隊，當老人家身體突然轉差，就要從頭輪候院舍。」這樣，有長者更可能會因此而不輪候社區照顧服務而選擇提早入住安老院，到頭來也回歸原點：便是不斷加重院舍負擔，所謂的「居家安老」只是個遙遠的夢話。

「為什麼安老要鬥弱鬥殘？」—社工張美怡

 既然做法真如有關當局所言，是與原有機制沒有太大分別，那麼，為何要作出改變？從老人家及其照顧者眼中，「雙重選擇」也是為求心安─「現在長者是看不到為何要改，也不知道改了之後是不是便可以快點輪候得到。」張美怡氣憤地道：「誰可判定誰是『最有需要』？為何安老要鬥弱鬥殘？」改革或許是想掩飾龐大的輪候數字，但抹不走長者對服務的殷切需求。寧願花錢推行令數字好看一點的改革，也不願真正增加服務名額，才是一眾安老業者氣憤的根源。社署回應，去年提出的機制改革尚未落實，社署和負責檢討統評機制的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正審視各持份者對更新機制的意見和建議，稍後將公布詳情。

（龔老夫婦為化名）

居家安老源起︰

居家安老概念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見雛型—1977年發表的《老人服務綠皮書》提出「家居照顧」概念，鼓勵民間福利機構發展家居照顧服務，協助長者在社區居住。十多年後，政府成立小組檢討安老服務政策，據時任小組委員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所言，長者與成年子女同住的比率下降，不能單靠家人擔當照顧者，因此鼓勵長者在熟悉的環境生活和安老。與單純的「家居照顧」不同，後者是透過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分擔家庭照顧的壓力，讓長者在社區自主生活。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成為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方針，據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經估算後訂出2026年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規劃比率參考數值為每1,000名長者有21.3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和14.8個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比率則為2:3，可見資源偏重院舍照顧，而非鼓勵長者在社區生活。特別是對於一群獨居及雙老共住的長者來說，因為無法得到社區照顧服務，只有放棄社區生活而入住院舍，這亦是安老院舍逼爆的主因。

原文:

https://www.hk01.com/%E5%91%A8%E5%A0%B1/467182/%E5%B1%85%E5%AE%B6%E5%AE%89%E8%80%81-%E4%B8%80-%E6%80%95%E4%BD%8F%E8%80%81%E4%BA%BA%E9%99%A2%E8%A2%AB%E8%99%90-%E5%85%AB%E6%97%AC%E5%A4%AB%E5%A9%A6-%E5%8F%AA%E6%83%B3%E5%9C%A8%E5%AE%B6%E7%B5%82%E8%80%81

幾個小時是清醒的，因為身體無力，坐也坐不好，其餘時間都是臥床。想起逝去了的父親，她覺得是父親為了讓她少點負擔所做的最後溫柔，「爸爸理解我照顧他們的辛苦，所以願意離開，讓我把心血放在媽媽身上。」─照顧者都是這樣安慰自己吧。

當父母說話愈來愈輕、步伐愈來愈慢、背影愈來愈短。作為子女，李鳳琼只想好好把握剩下來相處的時日，於是承擔起照顧雙親的責任。有時，她也會覺得氣餒。

在雙親身體出現問題的初期，有親人為了避開照顧責任而拒絕了解父母的身體狀況，她忍不住嘀咕：「他們說，父親一向是attention seeking（渴望引人注意），想我們多點關心他。但當時父親是照過X光，證實他有認知障礙症。」

她說：「也試過其中一個（家庭成員）放長假，便諗一家人去邊玩，沒想過父母由誰來照顧。（是一種怎樣的情緒？）傷心，因為發現家人完全沒在意過父母。照顧者很需要他們的家人支持，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

不如笑一笑緩和氣氛

她也曾經試過想避開這個責任，把父母送進老人院。這一決定也許是出於現實考慮。她憶起一件往事：她的媽媽有一次走進睡房關上門，其他人怎麼敲門，她也沒開門，只叫大家等等。過了好一會，媽媽便若無其事地走出來。怎知一開門便發現地下有一坨糞便。

「當刻，大家都是大笑起來。」「為什麼呢？」記者反問。「一件事可引來截然不同的反應。你罵她有用？事實是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向她發洩怒氣，她未必明白，但她會感受到（你動氣）。不如笑一笑，緩和氣氛。」

李鳳琼不是天生情商特別高，她也經歷過壓力爆煲的時候：父親因為患上認知障礙症，不單記憶力衰退，連語言能力也一併受到影響，詞不達意之餘也容易亂發脾氣。「他想要杯水，但說了要牙籤。你給他，他不滿意，他的需求你滿足不到，他便發你脾氣。家庭成員間出現很多爭執，這是初期常遇到的問題。」

「他想要杯水，但說了要牙籤。你給他，他不滿意，他的需求你滿足不到，他便發你脾氣。」—李鳳琼

真正迫使她下決定的是日積月累的照理事務─父親因為中風而容易失禁，床單洗了又洗，外傭每天重複這個動作，那時候李鳳琼相信把父母一併送進老人院是最可行的做法，她也不記得是什麼直接驅使她有這個信念。

就這樣，她找了間評價不錯，又有雙人房的老人院，便馬上替父母登記入住。不過，僅僅是十個星期便推翻了她這個決定。

有一次，有院友告訴李鳳琼，說她的媽媽昨天晚上脫去了自己的褲子，在院內周圍踱步。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做了個錯誤的決定─她不該外判照顧父母的責任，於是又再次把父母接回家中照顧。

「回想起來，那時晚上我放工趕去老人院，一起與他們去吃晚飯，日日如是，披星戴月，這是地獄式生活。」「我寧願屋企多三個人，也好過每天奔波。」─就是因為這一句，這一次她決定與他們同住，由她親自照料父母。

照顧者要的不只是金錢

近年，香港時有發生照顧者不堪壓力而共同自殺或終結被照顧者生命的悲劇，因此如何紓緩他們的壓力，成為社福界熱烈討論的長久命題。因為社會正面對的人口老化問題，預視得到照顧者的數量只會有增無減，不少組織就此提出過不同建議，包括照顧者津貼恆常化，從財政支援他們向外尋求不同的社區服務。

種種看似很「功利」的現金支援，是照顧者的經濟支撐，但對於有一定經濟能力的李鳳琼來說，她能聘請外傭照顧父母，也能把父母送到質素較好的私營安老院舍。那只是一點點的「甜頭」，李鳳琼覺得所謂的照顧者壓力，不因點點甜頭而減卻，壓力實是來自於對自我的批評。

有次一覺醒來，赫然發現母親躺的枕頭滿布嘔吐物，她轉過身來，發現母親的頭髮、臉頰都沾上。她急急忙忙帶母親求醫，才發現母親是膽管發炎，患者上腹會異常疼痛。母親嘴巴發不出完整的句子來，想表達痛苦，卻梗在喉嚨。每次回想這片段，李鳳琼總覺得異常難過，縱然那件事已發生了數年。是不是自己做得不足夠呢？是不是不夠敏感母親的身體狀況呢？「我們不知道原來她到了這個階段（膽管發炎），她也告訴不了我們她有病，而是默默忍受了很多痛苦。」

政府常說「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但作為照顧者的李鳳琼說居家安老不是一句口號，背後需要很多支援。她感覺到的是這句口號背後是政府把本應扶助老人養老的責任推在她們身上：如果長者沒得到好好照顧，是家人的責任。

因為口號只有口號，卻沒有相應的措施。社區照顧服務輪候隊伍長不見尾，老人要居家安老，只能靠自己。截至去年年底，共有12,225人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輪候各類型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輪候人數由2013至14年的2,185人，攀升至2018至19年（截至2018年12月底）的7,800人，但服務名額卻沒有相應的增長。結果，平均輪候時間由7個月增至18個月，不過五年，輪候時間延長了近一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將「加強社區和家居照顧服務，目標是將服務的輪候時間減至零」，之後也再沒有提及過這個承諾。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增加社區照顧服務名額及增加1,000張為身體機能中度或嚴重缺損的長者而設的社區照顧服務券，被民間團體形容為「炒冷飯」─因為只是重複《施政報告》的內容，並沒新舉措。

 政策難追及人口老化

「如果你不希望十年後要用很龐大的數字去支援這群人，現在便要着手做事，為輕度缺損或是開始步入老年的人多做一點。」但這次增撥的資源僅杯水車薪，沒法紓緩輪候人數的同時，也沒有照顧到輕度缺損的長者。作為一個照顧者，李鳳琼對社區照顧服務有許多的想法。她早知道，政府說的增加名額其實對於改善照顧服務的質素作用有限。她的母親精神還好時，有去認知障礙日間中心的習慣，每天從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共九個小時，一天盛惠540元。中心有點對點的接送服務，自然能減輕照顧者四處奔波的壓力。

「但你想真一點，要在上午八時及下午五時這兩個時間點準時接送的人，一定不是打工仔，哪有可能五點便回到家呢？它的確是有服務，也讓你參加，但就配合不了需要。」政府增加的社區照顧服務券，「本來只有100個有免費券吃麵包，現在政府說派多20個人，每人一張麵包券，問題是現實只得100個麵包，便造成120個人一起去搶這100個包。政府給幾多出來是沒用的，除非它增加供應─願意撥資源出來，整多點麵包增加供應。不然，說什麼有券有券，根本是不OK。」

李鳳琼回想往日母親入院的畫面：「去到醫院的老人病房，不時會聽到有呻吟聲，說要去廁所，而且叫足一個小時。但因為醫護人手不足，護士通常都不讓去廁所，只會回應他們『就咁屙（撒在身上穿的尿片上）』。我們經常出入醫院的人會覺得這是很……無言以對。」「這個政府把自己說得那麼富裕那麼文明，但仍然有這樣的事情出現。還算文明嗎？」

正當歐美各國陸續「解封」的時候，病毒檢測的不足又再次成為各方熱烈爭論的話題。正如疫情初爆的情況一般，如果政府未能有效得知全國的整體疫情真像、未能迅速查出新冠肺炎患者並作出追蹤和隔離，解封所帶來的很可能會是另一波的疫情高峰和新一輪的封鎖。

無論是在美國、英國、法國，還是作為歐美抗疫典範之一的德國，檢測依然「未達標」。

多少測試才算足夠？

根據哈佛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美國要能檢測500萬至2,000萬人才可安全地解封，讓人們回復正常生活。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羅默（Paul Romer）亦指出美國最好能每兩周為所有民眾檢測一次，即每日需要超過2,000萬個測試，其花費將高達1,000億美元。

相較之下，目前美國每日檢測數字只得大約22萬，而特朗普政府4月27日公布的目標，也只是將此數在5月內提高至每日26萬次。在美國檢測能力目前最多可達至每日200萬個測試的情況下，這些學界提出的檢測目標，也許只能是空中樓閣。

 【新冠肺炎・解封】有抗體得自由？　抗體測試的虛與實

其他國家的情況也不遑多讓。英國目前每日能大約檢測3萬次，其檢測能力為5.4萬個；官方的目標是在4月底前能每日檢測10萬次。法國目前每周能檢測20萬次（半均每日接近3萬次），其目標是要將檢測提升至每周70萬次。德國自4月初訂下每周檢測超過100萬次的目標後，如今每周已能檢測45萬次，比當時上升近10萬，而其檢測能力也已上升至每周80萬左右。

如果以「每人每兩周檢測一次」為標準的話，這些國家（包括全球其他國家）不只是現時未能達標，連他們的官方檢測目標也達不到這個標準。不過，如果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陰性結果與陽性結果比例為10比1」的低標準來說，上述國家也就只有德國能僅僅達標。

何解疫情大爆兩個月後，病毒檢測仍然短缺？

病毒檢測主要是檢測從鼻腔深處或喉嚨採得的黏液樣本，看看當中有沒有新冠病毒的核糖核酸（RNA）片段。如果結果呈陽性，這將表示檢測當時受測者身上正帶有新冠病毒。這種檢測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各種可讓檢測出現不足的短缺問題。

採樣工具與運輸之難

首先，在樣本能送到實驗室進行檢測之前，採集樣本已是一大難題。

其一，採集黏液樣本常用的鼻腔拭子（nasal swab）其實並非較長的一支棉花棒而已，而是專門的醫療用品。其長達15厘米的棒身要有足夠的靈活度用以深入鼻腔之中，而其棒頭亦必須以特定的合成纖維製造，不能是棉花等可能含有會殺死病毒的化學物質的材料。

全球兩大鼻腔拭子製造商，一家是位於美國緬因州（Maine）的清教徒醫療用品（Puritan Medical Products），另一家是設於意大利倫巴第地區（Lombardy）的高本診斷（Copan Diagnostics）。前者在疫情之前每周生產大約1,200種不同的拭子與採樣工具，總量產為每日500萬。截至4月第3周，兩家公司在連番努力增產之下，每周也只能生產總數約600萬支的鼻腔拭子，可見供應何等不足。

目前各國都有不少企業以3D打印技術幫助生產鼻腔拭子，可是不少除了遇上生產技術性的問題外，其成本也許會比上述的專業公司高出10倍之多。

其二，採集樣本也需要大量穿戴着全身個人保護裝備（PPE）的人員。在疫情人人自危、個人保護裝備本來就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採樣的能力也就大大受限。

其三，採集後的樣本須存放於病毒運輸培養液（viral transport media）之中，保持樣本可供測試。病毒運輸培養液本身就已面對供應短缺，而在不少國家的衛生規定中，這類樣本屬於高傳染度的生化危險品，有各種運輸容器與過程的規則要遵守，也使得大規模將樣本運往各地不同的實驗室難關重重。

病毒測試的過程

當樣本送到實驗室後，實驗人員先要將樣本放到帶有化學物質的試管中，讓化學物質先將病毒的外層（即新冠病毒的冠狀層）破開，抽取出其RNA。

隨後，實驗人員將以移液器（pipette）將RNA放到裝有試劑的試碟上，這些試劑將追蹤RNA中有否新冠病毒的基因組。試碟將被送入機器，由當中的化學物質將RNA中的基因組複製大約10億次——此過程稱為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再經由螢光燈測試新冠病毒是否存在。（如果樣本中沒有新冠病毒基因組的話，上述的複製和螢光下發亮的情況都不會發生。）

最後實驗人員還要檢視對照組——即實驗前已知是陽性還是陰性的樣本——去確定實驗過程成功，並將結束輸入電腦，呈送有關部門。

林林總總的檢測儀器

在上述的整個檢測過程中，最根本的當然是檢測設備。首先，不同醫療設備公司生產的檢測設備並不能互通互用，而它們所需的大約20種化學物質都有不同的混合比例。根據分子生物研究與診斷的專業新聞網站360Dx截至4月28日的統計，全球已有近90個不同的新冠肺炎病毒測試。在不同實驗室所用檢測設備也有所不同的情況下，其混亂情況可想而知。

當然，一國政府可以試圖統一使用一種測試。可是，在美國的例子中，這正是美國初期檢測嚴重不足的主因。目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已實行「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容許各實驗室以自己的設備與方式去測試新冠病毒。此舉雖讓檢測數量以幾何級提升，卻讓檢測用的化學物質供應愈加繁複，並造成不足。

實驗室人手不足

同時，實驗室與專業實驗人員的供應也存在問題。其一，一所實驗室在正式為病人樣本作檢測之前，必須確保其實驗結果穩定可靠。這大概需要用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去不斷進行實驗作證明。

其二，在最基礎的新冠病毒測試當中，實驗人員的每一輪測試也要用上大約兩個小時的親手作業。當病毒測試需求大增時，各國根本沒有足夠的受訓人員去應付。

為此，不少醫療設備廠商也會出產可自動化檢測程序的檢測設備。可是，這些設備也會產生不同的額外難題。

自動化機器各有難題

例如由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親自「開箱」、由雅培公司（Abbott）開發的「ID Now」檢測機器，只有少於20立方厘米的大小，方便攜帶、安放，同時可在5分鐘內測出陽性樣本、13分鐘內測出陰性樣本，一度被視為美國病毒檢測的轉捩點。

然而，在機器上市近兩周後，雅培公司才發現如果樣本曾被置於病毒運輸培養液中作保存運送的話，其檢測結果將呈現超過10%的假陰性結果，因此建議使用者將帶有樣本的拭子不經病毒運輸培養液的保存而放進機器之中使用。這幾乎是要讓受檢測者直接到機器旁邊採樣進行檢測，使其適用範圍大減。

同時，由於機器一次只能為一個樣本進行檢測，在短期內也難助各國急速增加其大規模檢測的能力。

與其自動化既有的檢測程序，不少醫療企業則決定不如尋求其他能夠減少物資與人力要求的另類病毒測試。

當中的一類嘗試是去除以鼻腔拭子採樣的需要，改以唾液作為檢測樣本。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就發展出此類測試，其測試陽性例子的準確度達至95%，比一般以鼻腔拭子採樣測試低大約3%。不過，這類測試除了不必使用供應短缺的鼻腔拭子外，其對採樣工作人員的安全要求也較低——畢竟，受檢測者可自行將唾液吐進容器內，不必經由採樣人員近距離親手採集。

抗原測試成希望？

另一邊廂，為了減省人力要求與測試時間，麻省理工學院（MIT）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E25Bio也正研發使用新冠病毒的抗原（antigen）作為檢測病毒存在的對象。

抗原，即新冠病毒外部冠狀層尖刺狀的蛋白質結構，也是病毒引起人體抗體反應的部份。抗原測試的開發比RNA測試的知識要求更高——開發者要先對病毒的生物原理和結構有深切認識，才能知道病毒的抗原會對哪一種抗體有反應。

E25Bio的抗原測試全程預計少於30分鐘，而且是照護點測試（point-of-care test），應用極其方便。首先，測試要求鼻腔拭子採樣，樣本將放進一溶液之中，而溶液一邊則設有一系列藏有不同人造抗體的紙條，當抗原與抗體產生反應時，該紙條的顏色就會改變。

這種抗原測試的準確度也較RNA測試低約3%至8%，不過其使用方便快捷，更被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協調官伯克斯（Deborah Birx）形容為「有可能讓美國測試每一個人」的希望所在。

然而，無論病毒測試的短缺最終能否被解決，解封的要素也不止於「找出新冠肺炎患者，予以隔離、治療，並作病毒追蹤」那麼簡單。我們還需要知道在一國或一區的人口之中，到底有多少人「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有多少人可能對新冠病毒有免疫能力、有多少人將有感染風險、有多少比率的患者屬無徵狀病人、新冠病毒的真實死亡率到底有多高等等。這些問題，並不能完全透過只能檢測「現有感染者」的病毒測試來解答。

這就是何以各國在病毒測試尚未充足之際，就先放眼於抗體測試的原因。

疫情陰霾未退，不少社福機構續關閉中心，暫停小組活動，避免人群聚集。對於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未能參與日常技能訓練，將導致病情轉差。年近九旬的「豉油婆」屬輕度患者，因應疫情來襲，不但未能參加活動，更將近一個月未有落街。負責照顧的女兒陳女士說，母親的記憶力及體能均有轉差。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一直有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訓練。中心自3月初起，為中心內的患者提供網上技能訓練。中心服務總監唐彩瑩指，有患者因暫停訓練，再次失去自理能力，變相令照顧者壓力漸增。她希望政府能夠因應疫情擴大服務券使用，並為日間中心提供指引。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智活記憶及認知訓練中心，主要為患有輕度至中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提供訓練，透過小組或一對一的活動，訓練長者的認知能力。因應疫情爆發，中心自農曆新年後關閉，暫停所有小組活動。

年近九旬患者記憶退步

87歲的「豉油婆」患有輕度的認知障礙症，於農曆新年前開始參加中心的小組訓練，並認識到不少朋友，心情以至記憶力均有好轉。不過，自肺炎爆發後，豉油婆已將近一個月未有外初，其女兒陳女士坦言她的體能、記憶力均退步，「會唔想郁，越來越懶。」她坦言作為照顧者有一定壓力。

輕度患者理解能力轉差

患有輕度認知障礙症的順和，過往除會到中心上堂外，亦不時會外出飲茶。不過同樣受疫情影響未能外出，其女兒陳女士（化名）指順和的身體情況雖未有顯著轉差，但不時問何時復課，「理解能力有小小差，要重複講。」此外，其女兒公司早前實施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她坦言工作亦受到母親情況影響。

 有患者缺乏訓練　失去自理能力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總監唐彩瑩說，近日接到不少照顧者的求助，指家中患者因缺乏訓練，導致認知情況變差，「本來識得自己去廁所，依家要用尿片；以前會認得好多屋企人，依家唔認得啦，有時連屋企個個都叫錯。」更甚的是連照顧者亦飽受壓力，「會瞓唔到，因為（患者）會成日嘈。」

為改善情況，中心自本月初起推出網上訓練課程，透過ZOOM程式、透過視像以小組方式上課，課程包括針對記憶力的訓練、時事元素，及因應疫情製作手工等，亦有為配合網上課程設計的「百寶袋」，配備實體教材。唐彩瑩說，網上訓練未能透過觸覺等感官訓練刺激患者，僅屬「權宜之計」，既能令患者情緒好轉，亦能減輕照顧者的壓力，「等個老人家唔使24小時放係護老者身上，護老者有時間可以輕鬆小小。」

僅三成人參與網上課程 盼政府擴照顧券使用

現時中心約有40至50人參與課程，當中僅得12人參加網上學習。唐彩瑩說，部分長者家中未必有科技產品，加上缺乏相關的知識，未能夠參與。她又提到，現有的社區服務照顧券未能應用在網上學習，變相增加長者的經濟負擔。她希望政府能夠因應疫情，將照顧券的使用範圍擴展至網上學習，令更多長者能受惠。至於未來，她盼短期內能重開中心提供有限度服務，如分散範圍上課，希望政府能考慮護老者需要，為日間中心提供更詳細的指引，為有需要的個案提供協助。此外，她又稱中心現時僅剩一至兩個月用量的口罩，希望政府能為重開的中心提供防疫物資。

周富美／台北都蘭診所全職實習心理師

新冠肺炎防疫期間，民眾減少就醫、探病，但安寧病房仍一位難求，台大家醫科主治醫師蔡兆勳周一犧牲午休，與台北都蘭診所的在宅醫療團隊，共同探訪一位癌末患者後說道：「Ｃ先生真的很不舒服，看了很不忍心，他不想吃藥，也不肯住院，只好依其希望，先開針劑讓他睡覺休息，這是『此時最好的辦法』，我們要尊重。」當場替我上了寶貴的一課——同理心。

台北都蘭診所是全台第一家沒有門診的診所，主要接受民眾委託或醫院轉介，到家探視有醫療需求的案家，與病人和家屬共同討論醫療決策，同時也替癌末患者進行居家安寧服務，誠如院長張凱評醫師所言：「我們不會告訴病人不插管，也不會建議一定要積極治療，經過醫護團隊評估解說後，無論病人和家屬最後決定如何，都是最適合的選擇。」

「在醫療資源發達的台北，誰會需要醫師到宅看診呢？」曾主跑醫療新聞多年的我，中年轉而攻讀心理研究所投入實習場域後，才深刻體驗到，即使身處首善之都，對長期臥床、行動不便的長輩們而言，要出門一趟就醫，須突破居家門檻、公寓階梯、人行道高低差等重重關卡，實在難如登天。在宅醫療的到家服務，有醫師和護理師的專業照護，也大幅舒緩癌末患者與家屬的就診需求。

台北都蘭診所裡掛著一幅書法：「家是最好的病房」，是有別於住院、門診醫療的第三種醫療——在宅醫療的願景。然而Ｃ先生不吃藥的堅持、家人的支持、醫護團隊的高度尊重，護理長和我輪流陪伴Ｃ先生外孫，進行「遊戲治療」，推翻了我過去對安寧療護「不積極搶救，以免徒增病人痛苦、浪費醫療資源」的舊觀念。

在即將成為諮商心理師之前，我終於懂了，住院治療也好、不吃藥也罷，善終有很多種方式，不是簽了放棄急救同意書，或是《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預立醫療決定書」後就算定案，在居家服務、在宅醫療、長期照護等跨專業團隊的共同照護之下，相信Ｃ先生和每一個珍貴的生命，都有機會找到最適切的告別方式，邁向下一階段的「重生」之旅。

【明報專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肆虐，非緊急病人近日或想避免到醫院覆診。屯門醫院物理治療部以醫管局流動應用程式「HA Go」，向病人處方復康練習短片，讓他們在家繼續訓練，即使未能到院覆診都不會中斷治療。

醫管局去年12月推出「HA Go」，公立醫院病人登記後，可於應用程式查詢配藥紀錄、繳費等，而屯門醫院物理治療部就透過程式，向病情不太嚴重的病人處方復康練習短片。物理治療師可於醫院登入系統，為病人選擇適合他們在家進行的練習，並可設定每個動作訓練組數、每周練習時間等。物理治療師亦可從系統得知，病人有否觀看練習短片。

病人獲處方復康練習短片後，可登入程式觀看，在家跟隨訓練，若病人在指定時間未完成練習，程式會通知提醒。物理治療師向病人處方訓練後，亦會致電病人，了解其訓練情况及康復進度，有需要時或會安排病人提早到院覆診，或派物理治療師上門跟進。

53歲的沈女士去年9月因左股骨骨折入院，手術後一直接受物理治療。她在2月底起透過「HA Go」以遙距方式做復康訓練。她說，醫院以前向她派小冊子，內附圖片教她在家訓練。 她認為現時透過程式看短片，有真人示範復康動作，比小冊子的講解清晰。沈女士又說，物理治療師處方的動作簡單，自己在家都做到，有助紓緩其痛症。

不致中斷治療 難取代面對面應診

屯門醫院一級物理治療師雲崇說，病人若到醫院接受復康訓練，他能更精準評估病人病情，亦可即時就其情况調整動作以助康復，處方練習短片暫未能取代；但他說透過遙距訓練，即使病人不到醫院都不會中斷治療，物理治療師亦可監察病人康復進度。

（抗疫新階段）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確診與死亡人數不斷增加，華盛頓州更爆發群聚感染危機。為保護病人跟民眾健康，醫療機構與相關產業如今都建議民眾有疑慮先致電諮詢，並提供遠距醫療服務來盡量減少醫護人員跟肺炎患者接觸。

憂病患大量湧醫院 美國用電話、視訊初診

華爾街日報報導，醫生組織、醫院和醫療保險業者正漸漸引導輕症或無症狀者，使用電話、視訊或安全簡訊來進行初診。他們還開始使用科技來遠程診療新冠肺炎疑似案例或是確診病例。

隨著病毒快速傳播，醫院和醫生擔心大量患者進入醫院候診，避免病毒進一步散播。

克里夫蘭醫學中心的醫療業務主管韋利表示，若患者可能被感染，「我們不希望他們進入診間或急診室內坐著候診，這可能會感染其他病人」。該醫學中心建議民眾打電話、視訊諮詢來讓醫生決定他們是否需要到醫院接受檢查。

床位給重症病人 美醫院買下旅館備用 

醫院也設法為大規模疫情爆發時，保留床位給重症病人。傳染病專家說，新冠肺炎急重症病人可能會給醫院帶來壓力。華盛頓州金恩郡日前宣布買下一家汽車旅館來隔離病患。

大紐約醫院協會急難準備業務負責人曼德爾里奇說：「我們希望竭盡所能，只讓重病患者去醫院。」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已呼籲醫生跟醫院先對疑似感染患者進行遠端評估，並建議若有可能的話，新冠肺炎輕症患者可在家進行治療，並利用虛擬報到的方式來密切監測病人

遠距醫療服務提供商表示，自家公司股價近日有所上漲。Doctor on Demand醫療長童恩說：「社區傳播的證據大大改變了當前局勢。人們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視訊看診量激增 相關產業股票大漲

遠距醫療公司American Well醫療長安托爾醫師2日表示，該公司股票成交量比預期高出11％且料將進一步成長。成交量激增一部分是因為人們憂心疫情，但其他疾病患者避免出門也是讓成交量激增的原因。American Well主要提供視訊看診服務。

安托爾還說，American Well已將兩名符合CDC檢測指南的病人轉診至醫院，在病人抵達醫院時告知院方，並要求病人在醫護人員見到他們時一直待在車內。該公司並跟當地公共衛生官員進行聯繫與追蹤，確保病人獲得治療。

在大西雅圖地區有8家醫院的天佑醫療中心，也打算使用醫療服務聊天機器人來引導病人。該中心負責遠距醫療業務的執行長扎托斯基說，這項制度已諮詢過CDC和自家醫生，了解病人分診給護士的標準。「毫不誇張，我們在劃定界線上花了48個小時來回往返。」

聊天機器人是一個經由對話和文字跟人們交談的電腦程式，天佑醫療中心兩年前在官網上內建了這一程式。

運用聊天機器人 病患看診先分流 

扎托斯基表示，任何跟潛在感染者或近期赴疫區旅遊者接觸的人，將被引導到天佑的護理人員。聊天機器人也會引導有類似流感症狀與呼吸困難的人

加州綜合醫療暨保險公司凱撒醫療也正利用遠距醫療來照護居家隔離者。醫療長柯內亞說，病人透過視訊、電話與文字訊息跟醫生保持聯繫。「遠端跟人保持聯繫與隨時追蹤的能力是非常強大的。」

凱薩醫療也向更多醫生提供筆電，讓他們在深夜或不幸遭感染被隔離時，可在家中看診。

另外，猶他州的山際醫療（IHC）也正在採用遠距醫療方式來治療新冠肺炎患者。IHC傳染病遠距醫療計畫醫學總監文托說，「你可以透過相機鏡頭進行非常好的評估，並稱這項技術可讓他根據需要放大想要看的目標。

遠距看診收費放寬 美擬納入新冠肺炎 

遠距醫療近年發展迅速。根據凱撒醫療旗下的凱薩家庭基金會去年的調查，有82％大型企業將這樣的服務納入其自身最大的醫療計畫中，遠高於2015年的27％，但這項服務並不是一直受到歡迎。根據凱薩家庭基金會2016年的數據，消費者接受度很低。

目前，遠距醫療服務業者正遊說國會在新冠肺炎相關立法中納入一項條款，允許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放寬緊急情況下遠端看診收費限制。

利用遠距醫療看診，台灣早已實施。衛生福利部醫事司長石崇良表示4日宣布，居家遠距看診反應良好，各縣市醫院、診所也樂意響應，除了居家隔離或檢疫者外，居家遠距看診對象擴大至需自主健康管理者。 

台灣居家遠距看診 自主健康管理者也適用

石崇良表示，截至目前為止全台已有233醫院、2800多家診所可提供服務，且數量仍在增加中。

石崇良表示，自主健康管理者遠距就醫方式與居家隔離或檢疫者相同，先致電給地方衛生局或是1922後，轉介指定醫院，透過手機或是電腦看診，醫師開立處方後，可由家人赴醫院刷健保卡以及拿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