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麻地伊利沙伯醫院發生襲擊案。今午(8日)12時44分，一名姓袁(70歲)男子，疑趁病人開門進出病房時，他偷偷闖入病房擬探望住院的妻子，走至走廊被女護士發現，即時被阻止，雙方發生爭執。期間，有人情緒激動發難施襲，2名分別姓梁(25歲)及姓張(26歲)女護士受傷，報稱面及手部痛楚，需要到急症室睇醫生。醫院保安員報警，警員到場經初步調查後，以涉嫌普通襲擊拘捕袁，並將他帶署調查。

受疫情影響，醫管局自今年1月25日啟動「緊急應變級別」，為配合有關感染控制措施，公立醫院一直全面暫停探訪安排，而部分非急症醫院，於6月17日實施特別探訪安排，容許病人家屬預約登記探訪。

伊利沙伯醫院發言人表示，醫院一個內科病房中午發生一宗懷疑襲擊醫護人員事件，2名護士受傷，院方已即時報警求助，醫院一直關注事件，重申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醫院已向受傷的職員提供所需協助，並全力協助警方調查。

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醫院管理局現已實施緊急應變級別措施，並需暫停病房探訪安排，假如病人有臨床原因會作個別恩恤考慮，希望公眾體諒。醫院會繼續與病人及其他家屬保持溝通，並為所有病人提供適切治療。

【本報訊】賭王何鴻燊在二○○九年七月在四太梁安琪家中跌倒入院後，因各種身體健康問題，常出入醫院治療及休養，至今十一年來醫療費用耗資逾十五億港元，單是今年一月入住養和醫院深切治療部至今，醫藥費已花費三億港元！有指天文數字的醫療費，是由何鴻燊自付。

高薪聘ICU護士長

為賭王的健康着想，以及有更全面的照顧，除了賭王入住的都是頂級病房外，即使返家休息，都有具豐富專業經驗、由至少七人包括護士及物理治療師等組成的護理隊伍，廿四小時貼身照顧。何家高薪聘請的護理人員，需要有五年以上的看護資歷，當中更有是深切治療部的護士長，除了有專業資歷外，家庭背景也是考慮聘用的條件之一，如已婚或有子女最適合。至於賭王休養的居所，也要配備相關醫療設備，以配合平日護理工作，添置設備花費至少二千萬港元。

【明報專訊】呼出最後一口氣，黃老太在女兒黃雪勵（Suki）、孫女Coco等親人簇擁下離世，享年93歲。病房外的城門河景色秀麗依然，綠草、藍天、鳥語、花香，似是為媽媽來一場愉快的告別禮。

「疫情令這場抗癌仗，難打了很多。」Suki強忍淚水道，話裏攙雜了對媽媽的愛護、不捨、歉疚。

醫院停探病 孤獨媽媽失鬥志

2月初，疫情蔓延全港的同時，Suki帶嘔吐不止的媽媽求醫。醫生診斷為膽囊癌，已屆末期。媽媽性格一向積極，劈頭就問醫生，有手術做嗎？

「可惜她年紀太大，受不了標靶藥或化療藥，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作紓緩治療。」Suki怕媽媽無心抗病，只敢對媽媽說是「病變」，半句不提「癌」字。Suki有心理準備，8年前媽媽抗癌成功的經歷未必重演，卻沒預計這次經歷如此令人心痛。

疫情當前，公立醫院不許探病，黃老太入院前後17天，只靠電話與親人聯絡。單憑聲音，Suki也感到媽媽鬥志每日「跌watt」：「舊時探病，我們會在上下午探病時段共4小時陪媽媽，亦會等醫生來，問清楚病情。這次探不了病，起初她聲線還算開朗，會匯報『我有嘔吖，插了鼻喉，食了東西』等，後來把聲愈來愈dup，最後甚至不願談電話。」

Suki形容，媽媽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想向女兒談病情，礙於表達能力，說得不清不楚；家人主動致電護士，詢問母親近况，也轉達她有多痛多辛苦，護士總是答得籠統；請求醫生致電家屬，也要向護士重複兩三次才受理。有兩次，媽媽在電話告訴Suki，「我想死，好辛苦，我叫醫生打支針同我壽終正寢啦」。Suki傷心不已，卻愛莫能助。

轉移寧養中心 慶祝最後母親節

隨着媽媽身心健康每况愈下，Suki開始接洽提供寧養服務的院舍，好讓媽媽轉移至家屬可陪伴的地方，有尊嚴地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問過靈實醫院，院方說病人要隔離14天才可入住，我說媽媽等不了。後來找到賽馬會善寧之家，只要求媽媽做肺炎快速測試，（若呈陰性）便可直接入住。」善寧之家位處沙田亞公角山腰，景色開揚，更容許家屬全天候陪伴，24小時有醫護在場，Suki慶幸媽媽能夠及時入住，「（這種服務）平時都需要，更何况疫情呢？」

在院舍的獨立房內，除了病牀，還設有梳化牀讓一名家人可陪伴過夜，Suki和姊姊每天輪流照顧媽媽，閒時便用輪椅推媽媽到花園散心看海，或透過視訊，讓她與遠在美國的半歲曾孫、或廣州舊街坊話別。媽媽逐漸回復樂天本色，但奈何病情終會走下坡。4月29日下午，媽媽病情急轉直下，「人人握着她的手，叫她放鬆，她闔起眼，脈搏弱了，大家知道是時候」。

回頭看這57年母女關係，Suki慶幸去年三婆孫坐過郵輪到訪沖繩；正攻讀護理學的女兒Coco縱未畢業，亦穿過護士服與婆婆合照；Suki更是常伴母親左右，一周總有3天一同飲茶。母親的開朗性格，傳給了Suki，也傳給了Coco。

「咁啱我生女時，佢就剛退休，幫我湊女湊足7年，我哋日日都打電話畀佢。女兒會問婆婆點吖，有無打牌，有無同你老友記飲茶，家電話永遠都無人聽。」Suki一面說一面哭。

伴着母親的時光，女兒永遠嫌不夠。「遺憾沒讓你享什麼福，遺憾疫情爆發後不能和你飲茶；遺憾這病發現得太遲……」慶幸媽媽離世前一周，一家人提早帶同蛋糕與媽媽慶祝母親節，當天狀態勞累的黃老太，聽見兒孫祝她「母親節快樂」，也點頭示意，「往年她會對我說，你也是呢。今年只剩我和女兒慶祝，但我們仍然會對天說聲，母親節快樂」！

對於獨居長者來說，習慣了自己一人生活，一旦在家中出現緊急狀況也不知道可找誰求援。透過話筒，雖看不見真人，但是透過聲音感受到「人氣」，遇上突發事件也不致太過徬徨。

相信不少人多少也曾聽聞過「平安鐘」的服務，當長者有需要時，只要手按一下平安鐘，不管是什麼時候，都能立即聯絡到相關的服務專員，而且，並不限於「救命」時才能使用。時移世易，「平安鐘」再不是一通電話般簡單，更加入了許多新的照顧支援服務，包括專人陪診、上門照顧，也有社工及輔導人員提供情緒輔導等。

提供平安鐘服務的長者安居協會於1996年成立，是一間非牟利團體。長者安居協會表示，過去接到的求助個案主要屬緊急支援，或涉及其他日常生活相關查詢，大約一成須立即召喚救護車送院，其餘九成個案則涉及長者日常需要，包括交通、天氣狀況，甚至是家居清潔方法等。假如是有關情緒或健康狀況的查詢，協會註冊護士及社工團隊便會提供相應的跟進工作。

「你好！這裏是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一線通平安鐘」服務熱線中心的服務關顧員不會覺得自己只是個接線生，隔着話筒與長者建立起深厚關係。長者與關顧員之間，不是單向的關係，也不是只有一方不斷給予的關係，關顧員解答長者的查詢，長者也會主動致電關顧員聊天慰問。

聽得多來自自住長者的電話，自然了解並理解他們在社區生活的困難。長者安居協會發言人表示，要做到「居家安老」，社區支援網絡相當重要，因為有些長者不擅表達，即使面對困難，也會擔心妨礙子女工作、害怕成為別人負膽而不向外求助，寧願自己一個人處理。是故，支援網絡在這個時候就顯得更為重要，協會建議，作為親人或者鄰舍，應多主動關注與關心身邊長者，與他們傾談，以了解他們各方面的需要，令他們感受到被重視，特別是在這段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間。

「一線通平安鐘」早前公布，由去年7月1日至今年2月18日，該服務熱線中心共接獲逾千宗的新求助個案，較前年同期增加16%。在這些新個案當中，有近一半的個案需要進一步的情緒支援，更有87宗個案有自殺風險，較前年同期大幅增加85%。長者或因防疫，須留守家中，暫停或取消聚會活動，因而產生孤獨感，或留意到關於疫情的資訊時感到恐懼。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自1月底起，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已暫停開放，不少上門的家居照顧服務也隨之暫停或只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原來讓長者消遣打發時間的地方關閉，長者也因為害怕外出會染病，便留守家中，長期沒與人交往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形成孤獨感。再加上疫情資訊氾濫，種種因素累積起來，便很容易出現負面情緒。

因為疫情，市面的口罩及清潔用品一度出現短缺，當時便有電視台訪問過一位老伯，他聲淚俱下地表示沒有口罩使用。

代取藥贈口罩清潔用品

曾有一名患有高血壓的獨居婆婆致電求助，說自己曾清晨出門輪候購買口罩不果，情況最差時，家中只餘下一個已多次重複使用的口罩，更將那些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口罩清洗後重用。適逢家中藥物分量只餘數天，本來已到取藥日子，但因為害怕外出感染病毒，長者不敢到診所取藥。長者接收資訊途徑比其他人少，所以，面對疫症，往往顯得手足無措。因為自我感覺身體狀況比其他人差，在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恐懼感便油然而生。

在接到求助後，服務團隊立即送贈口罩、消毒洗手液等防疫物資予該名婆婆，並聯絡診所由協會代取藥物，解決了婆婆的緊急需求。這位婆婆的事情不是個別事件，協會表示最近有關防疫物資、覆診或取藥改期的查詢、情緒支援，以及涉家庭糾紛的求助個案有上升的趨勢。因應疫情，協會更特別推行「攜手抗疫．傳送平安」行動，主動致電了解長者最近身體狀況，覆診及藥物存量等，特別是傷殘、獨居及長期病患的一群。

「你有錢可以去上興趣班，甚至可以請私人看護上門照顧。但窮人呢？可能在為自己的生活每日奔波─這是在香港生存的悲劇。」在地區長者中心工作的社工阿如（化名）這樣說道。

不是每個人都有可觀的養老金，我們最終回歸到一個問題：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老年準備周詳的財政計劃？包括計算自己的強積金足不足夠數十年的零收入生活，或者是預計自己患上的長期疾病要不要很龐大的開支。但計劃是計劃，有多少人真可以掌握得到？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有近13萬長者選擇在退休後仍然工作，較2011年及2006年的65,888人及59,746人大增一倍。

從照顧到被照顧　沒有選擇

 「無錢又不健康是GG（完蛋）的，他們連排（輪候）什麼服務都不知道；但如果是有錢，身體不太健康的是沒有（前者）這麼灰、這麼絕望，因為有錢便等於他們有資源向外求助。」—阿如

 「窮的老人家是不會有心情去中心參加活動，會情願出去做兼職賺多個錢，不會（在長者中心）學self-care（自我照料）、學煲湯水。這些對他們來說，是很奢侈的。但對富貴長者來說，65歲便準時退休，有仔女有層樓，有空便參加興趣班、四圍旅行。」阿如接着說：「無錢又不健康是GG（完蛋）的，他們連排（輪候）什麼服務都不知道；但如果是有錢，身體不太健康的是沒有（前者）這麼灰、這麼絕望，因為有錢便等於他們有資源向外求助。」

寥寥數語，聽得到阿如的感受之深，因為她所工作的長者中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產家庭，日常的經歷讓她更理解富有與貧窮老人之間的鴻溝─兩者對「安老」定義的理解也截然不同。基層長者每天求的只是三餐溫飽，依靠自己照顧自己；但有經濟能力的，每天想的是今天去做什麼，要由誰來照顧自己。

對老人家來說，最難接受的或許不是身體機能的衰退，而是失去選擇的權利。他們會覺得入住安老院舍像被囚禁般，不能自由出入，但在家安老也有這樣的煩惱。阿如工作的長者中心也是社區照顧服務相當重要的一環，長者可在中心打發時間及接受不同能力的訓練。阿如主要負責輔導工作，不論是對長者還是對照顧者。所以，她常常聽到來自雙方的牢騷。

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聘請外傭照顧長者，不過，阿如看到的是長者的抗拒與不安。她解釋，不少長者首要害怕的是言語不通，對他們來說是，「多了一個不是自己子女的人在家，又要一起住，又會幫自己沖涼。」接受這樣的新事物需要時間，而外傭又有可能因為合約問題而兩年轉一次，長者要不斷適應。

照顧者認為「這個年紀需要照顧是正常」，但在長者角度並不是如此，「以前，一人照顧全家，現在跌一跌、記性差了點，便要人照顧，像24小時被監視般。他們習慣壓抑心中的不滿，不對子女說。」對不少長者來說，還需要突破一個心理關口：過去是照顧者，今天成為被照顧者，是別人肩上的負擔。這種轉變是對自己能力的否定，也瓦解了他們過去對自我的認同。

以日間護理中心為例，子女覺得父母可以有時間到日間中心參加活動及認識朋友；但不少長者覺得這如同上學的生活，既不感到有趣，更覺得時時有人監視自己的一舉一動。阿如笑說，上述事情都相當「詭秘」，在於一方以為是對另一方有益處，而另一方卻不太領情。它們更突顯出，被照顧的人其實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被照顧的方式。

安老照顧服務人手不足是老問題，社署曾聯同社會服務聯會在2017年第三季進行調查，發現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職級的空缺率分別為18.0%、18.8%及15.8%。政府於2018/19年度增撥經常性開支約3.52億元，為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提供額外資源，以增加個人照顧工作員、家務助理員及院舍服務員的薪酬，以便吸引更多人入行。然而，相關人員的平均薪酬雖增加8%至11%不等，但於2019年1月時仍錄得19%的空缺率，較2017年未調整薪酬時上升。

加名額不加人手　前線受累

阿如聽過有獲安排家居照顧服務的長者，只能編配得到三個月一次的清潔服務。如果長者真的有活動障礙，便不能爬高爬低打掃，三個月這個時間已經足夠令家居覆滿厚厚的灰塵。她說，政府解決輪候人數的方法根本不能對症下藥，即使增加再多的名額，現實是人手不足，加名額只是令「條數靚一點」，但前線便做到累死」。「除非你家境很好，可以請保健員上門做運動，老人家覺得fun（有趣）。不然的話，現在的家居照顧服務只有送飯、陪診及復康等基本項目。你叫前線一併照顧長者的情緒？但這個行業長期不夠人，沒有人想入行，因為它屬厭惡性工作。（那麼加名額有用嗎？）提供服務的機構請不到人，也做不到，最後是苦了原來的同事，最後做得好不好，是看那個同事是否願意投放自己的時間。」

「政府擴闊醫療卡、長者卡─老人家是很開心很感激的，但對我來說很矛盾，因為這些是政府早應做（但遲遲不做）。（政府）真的很好嗎？」阿如接着說，「醫療券多了是好事的，但他們不會想到的是，這本應是政府要提供的（醫療服務），為什麼到最後是要給錢你自己去處理呢？又像（安老院）買位＊般，為何不可以是，將私人院舍變回做資助院舍呢？」

 社會福利署自1998年起推行「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安老院購買宿位，在改善員工比例和人均面積標準、提高私營安老院的服務水平的同時，亦提供更多資助宿位，以縮短長者輪候入住資助護理安老院的時間。在現實中，基層與富有長者的安老生活絕不一樣。

政府常說，希望長者「老有所屬、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聽起來動聽，但現實是不少長者仍然為生活奔波，在長長的輪候服務隊伍中繼續等待。「安老」是希望長者「安享晚年」，但在香港，這是不可即的夢嗎？

「如果生老病死是一堂生命課，華人社會往往只修了『生』的學分。」著名作家龍應台這樣說過，她在發現母親失智時，決定放下手上工作，好好陪伴那時已93歲的母親過活。

台灣社會以「三等老人」形容一群在家「等看電視、等吃飯和等孩子回家」的長者，在「等候」的同時，他們也不知不覺間成為被社會忽視、地位低下的一群—雖然政府聲稱已投撥了不少資源在安老福利上。當然，這不只是發生在台灣，還有許許多多正在經歷人口老化的城市，包括香港。

雖然如此，「家」還是不少長者希望安老的地方，因為，家終歸是家，是自己辛苦工作多年換來的磚頭，一桌一椅都是自己數十年每天相對的物件。即使在家無所事事，也比起在老人院過得自在。「我想在家終老，可以嗎？」

龔伯伯與龔婆婆今年89歲了，兩人與六十多歲的兒子一起住在二百多呎的房子。

海葵與小丑魚二人共生，他們身體上的缺陷剛好互相填補，誰在人生路先走一步，另一人都難以繼續生活下去。他摺被單，她看電視——不，準確來說，她是聽電視；伯伯說她眼睛不好，只能夠隱約看到影像。她看不見，他提醒眼前有障礙物；他記性不好，她提醒他是時候服藥；她跌倒，他扶住。

故此，他們總是在一起的，坐是要一起坐，站也是要一起站。

說起身體狀況，伯伯搶在婆婆面前開口：「醫生話，我記性唔錯……」婆婆插話反駁：「唔係，醫生話……」伯伯看了老伴一眼，自顧自地道：「我記性好唔好，我自己知！唔使人哋同我講好唔好……」婆婆頓了頓便道：「他有在醫院做過測試，測出來的結果是有認知障礙，之前做有26分，現在得返14分。」

從襁褓牙牙學語到第一次走走跑跑、喊叫「爸爸媽媽」；從學26個英文字母到了解化學元素表；從校園裏捧書考取功名到在職場追求名利雙收。然後，成為父母養育小孩，看着小孩不但長得像當年的自己，就連小時候自己貪吃的性格都複製了。

時光飛逝，小孩成為父母，自己從職場上退下來。人人都羨煞退休的自己，甚至為自己辦退休派對，但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無論是身心，都在慢慢衰退。

起初，是忘掉了要下樓做什麼，之後是煲水時要關的火爐，再之後是回家的路。初時還可以追巴士，慢慢地，連走路也要慢慢走，才不會氣喘吁吁，感覺難受，再來是視力也逐漸變模糊。以前，龔婆婆為家人煮上一天三餐不同菜式，現在因為手腳不聽使喚，連開個調味料瓶也沒力氣。

於是，活了一大半的人生，兜兜轉轉又變回要人照顧的小孩子般。

沒有選擇的老年生活

「去老人院可以嗎？」
「我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住。」—龔婆婆

然而，在照顧問題上，長者永遠沒有自己的選擇。對於入不入老人院、請不請外傭、由誰來照顧，他們都是被動地接受，決定權在他們的照顧者手上。那麼，龔伯伯與龔婆婆呢？

去老人院可以嗎？龔伯伯連連搖頭揮手，表示他的抗拒；婆婆的反應則較為悠然，笑了笑說：「其實，我都不想入，但如果到了一天，仔女也老了，老到無法照顧我們了，也都要入住（安老院）。」

安老院是沒辦法中的辦法，因為他們的子女已六十多歲，還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顧。本來兒子也和他們同住，但由於孫女在內地生了小孩，兒子便回內地照顧他們。是故，照顧的責任交由女兒，但女兒也是每周最多來一兩天，替他們採購日常用品及煮飯。

對他們而言，安老院不是「安老」的歸宿，是一處無法看到天空、無法自由走動的「囚牢」。就算身處的蝸居也不過數百呎，想轉個身也困難，但終究是屬於自己的地方。就算家裏沒什麼娛樂，只得一部電視，但他們仍有選擇，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想出去走走也可，即便他們因為身體問題已經很少出門。

老人想居家安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雙老家庭更甚。一老照顧一老，現實是他們的身體機能正逐漸衰退，再健康的長者，也會有身體出現毛病的時候。依賴一老全權負責照料另一老的生活並不實際，因此，政府先後推出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希望提供適合「居家安老」的環境。

相互依存的雙老家庭

但很現實的是，龔婆婆膝蓋不好，也因為年老視力減退，眼睛幾近看不到東西，即便在家裏，也會因為地上的雜物而跌倒。

龔婆婆說，「隻手無力，之前食藥跌咗粒藥都唔知，扣鈕都扣不到。阿仔在時，就是他煮，現在阿仔在內地，就是阿女一星期過來一兩次，煮少少。一係就去外面吃，買點饅頭、蛋糕回來，可以吃幾天。」

龔公公、龔婆婆真的不需要照料嗎？不是，只是他們習慣性地說「不需要、不需要」。老人總是害怕麻煩到別人，想有人幫你們煮飯買菜嗎？「不用，有我在。」想找人陪你們去醫院覆診嗎？「不用人陪，不要麻煩人家。」

一直跟進他們個案的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社工張美怡說，長者的身體是一天不知一天事，前一天可以好端端「行得走得」，翌日便可能因為「跌一跌」而要長期臥床。因此，雙老家庭的危機較其他家庭危機大。因為兩老是依賴對方生存，一方倒下，另一方也會隨之倒下。張美怡說，龔老夫婦的個案是由他們所住的地區區議員轉介，他們不曾申請過政府的任何資助服務，「特別是基層長者，他們也不懂得自己去找尋這些服務」。我們以為政府的安老服務已足夠，但現實是，儘管服務多新多廣，到不了長者處也是徒然。

據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長者》（下稱《報告》）顯示，獨居長者有152,536人，只與配偶同住的有293,308人，只與子女同住的有226,801人，與配偶和子女同住的有337,623人（見下表）。香港有接近四成的長者是獨居或與老伴同住，數目比起十年前上升了近六成，其餘才是住在兩代或三代同堂家庭。換句話說，在三年多前每三個長者便有一個是需要自己照顧自己或是依賴同樣年老的伴侶。相信在人口老化愈趨嚴重的今天，數字只有升無減。

評估機制淪數字遊戲

去年，社署表示將會改革過去的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接受評估的長者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及社區照顧服務。這一改革，在整個社福界引起爭議聲。不少人直指，改革只是政府為了掩飾需求遠過於供應的安老服務輪候隊伍。

長期研究人口老化問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也曾撰文指出，長者無論是入住院舍或在社區生活，都是需要照顧的一群，只是照顧程度的多與少：

 「很多時是長者在社區生活，需要的協助較輕微；隨着年齡增長，只有入住院舍才可得到全面照顧。恐怕的是，在二擇其一的措施實行後，輪候院舍卻仍在社區生活的長者，若然不再得到社區服務的協助，再次出現獨居長者病死家中無人知的事件，政府於心可忍！」

社會福利署2000年起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由認可人員評估長者的護理需要，並按評估結果安排合適的長期護理服務。在原有機制中，長者可被評估同時適合接受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即是所謂的「雙重選擇」個案。社署今次的改革，其中一項正是「雙重選擇」，據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的解釋，「雙重選擇」未能反映長者對服務的實際需求，故新機制將會取消「雙重選擇」，並加入認知障礙的評估機制。

長者服務需求仍殷切

一眾業界人士對後者幾近沒有異議，畢竟原有機制的確是忽略了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生活上及對照顧者的挑戰。

但是，對於前者則是爭議聲不斷─若長者被評為只適合社區照顧服務，便不能同時輪候院舍，假如身體狀況轉差，便需要重新接受評估。張美怡解釋，「更新機制後，長者只可排一條隊，當老人家身體突然轉差，就要從頭輪候院舍。」這樣，有長者更可能會因此而不輪候社區照顧服務而選擇提早入住安老院，到頭來也回歸原點：便是不斷加重院舍負擔，所謂的「居家安老」只是個遙遠的夢話。

「為什麼安老要鬥弱鬥殘？」—社工張美怡

 既然做法真如有關當局所言，是與原有機制沒有太大分別，那麼，為何要作出改變？從老人家及其照顧者眼中，「雙重選擇」也是為求心安─「現在長者是看不到為何要改，也不知道改了之後是不是便可以快點輪候得到。」張美怡氣憤地道：「誰可判定誰是『最有需要』？為何安老要鬥弱鬥殘？」改革或許是想掩飾龐大的輪候數字，但抹不走長者對服務的殷切需求。寧願花錢推行令數字好看一點的改革，也不願真正增加服務名額，才是一眾安老業者氣憤的根源。社署回應，去年提出的機制改革尚未落實，社署和負責檢討統評機制的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正審視各持份者對更新機制的意見和建議，稍後將公布詳情。

（龔老夫婦為化名）

居家安老源起︰

居家安老概念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見雛型—1977年發表的《老人服務綠皮書》提出「家居照顧」概念，鼓勵民間福利機構發展家居照顧服務，協助長者在社區居住。十多年後，政府成立小組檢討安老服務政策，據時任小組委員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所言，長者與成年子女同住的比率下降，不能單靠家人擔當照顧者，因此鼓勵長者在熟悉的環境生活和安老。與單純的「家居照顧」不同，後者是透過發展社區照顧服務，分擔家庭照顧的壓力，讓長者在社區自主生活。

「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成為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方針，據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經估算後訂出2026年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規劃比率參考數值為每1,000名長者有21.3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和14.8個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名額，社區照顧服務和院舍照顧服務的比率則為2:3，可見資源偏重院舍照顧，而非鼓勵長者在社區生活。特別是對於一群獨居及雙老共住的長者來說，因為無法得到社區照顧服務，只有放棄社區生活而入住院舍，這亦是安老院舍逼爆的主因。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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