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友宅醫」團隊免費諮詢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長者明年1月1日會繼續獲發每年2000元的醫療券金額，她提醒，超過5000元累積上限的醫療券餘額會被取消。
陳肇始表示，在「長者醫療券計畫」下，每名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香港居民，每年可獲發2000元醫療券金額，按自己的健康需要，選擇適合的私營基層醫療服務。而今年6月，政府額外發放一次性的1000元的醫療券金額，並將累積上限提高到5000元。
到明年1月1日，合資格的長者會繼續獲發每年2000元的醫療券金額，但超過5000元累積上限的醫療券餘額會被取消。市民可致電2838 0511或上網（www.hcv.gov.hk）查詢醫療劵餘額。
醫療券適用於已登記參加計畫的私營服務提供者（即西醫、中醫、牙醫、脊醫、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放射技師、醫務化驗師及於註冊名冊第I部分註冊的視光師）提供的服務。 但醫療券不可以用來純粹購買用品，例如眼鏡、海味、藥物、藥材及醫療用品。
原文:
長者公營陪診服務輪候時間長，年中消費者委員會又指出坊間私營或自負盈虧機構陪診服務收費名目多，一個基層長者要找陪診服務有幾難？一些社福機構和地區人士開始想辦法自救，在區內自己配對陪診街坊和有需要長者，建立社區網絡，成效如何？由街坊自發做社區裡的「兼職乖孫」自救又可行嗎？
年半先等到社區照顧 尋私營服務每次動輒花幾百元
截至今年十月底，共12,009人在長期護理服務中央輪候冊內，登記輪候各種資助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其中有7,540人正在設有陪診服務的「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或「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伍中等待，平均輪候時間為17個月。
公營服務等候時間長近一年半，私營或自負盈虧機構開展的陪診服務於是應運而生，基層長者卻難以負擔服務收費。今年六月，消費者委員會向31間私營或自負盈虧機構或公司發出問卷，最後僅收到16間機構或公司的回覆；結果顯示各機構護送或陪診單次服務每小時介乎62元至160元，較公營最貴收費即每小時19元、至少貴逾兩倍；亦有機構每小時收費160元，較公營服務貴逾7倍。
若以長者到公立醫院輪候覆診時間計算，一般需用上3至4 小時，以此計算(4小時)，每次基本服務費由$248至$640。如有需要長期使用陪診服務，消委會建議要估算清楚開支和負擔能力，免失預算。
埋單計數，基層長者每一次找私營陪診員陪同覆診，就要付248元至640元不等基本服務費。上述金額，還沒計由用者負擔的護送服務期間來回車資（有一機構更指定要以的士為交通工具）、偏遠地區或離島附加費、某些機構要求非地鐡沿線的消費者支付的交通接駁費等。
坊間自救配對服務陪診 減長者不安
公營和私營服務路路不通，腳痛、眼疾卻是眼下苦況，長者還可以怎樣做？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關顧聯）在2015年至2016年間，在馬鞍山、荃灣及葵青區推行「樂助有里」服務配對計劃，招募30多個街坊陪40個長者及殘疾人士覆診、清潔和煮飯等，長者每次只需付5元，街坊可得30元，差價由計劃補貼。
關顧聯請使用者在接受服務前、後填寫「身心靈全人健康量表」，並在計劃完結之後發表研究報告。報告分析指計劃後使用者的痛苦度減低，平靜度增加。例如，在家及外出支援有助長者和殘疾人士改善衛生、減少跌倒等問題，紓緩他們的緊張和壓力；而陪診、散步及接送服務等則減少了輕、中度缺損者身體不安的感覺。
研究計劃指出更重要的一點是，身體尚可、與子女同住但子女無暇照顧的輕度缺損者在資源不足下最容易被忽視，但照顧他們卻是「綜合家居照顧服務」（IH）本來的原意——預防性支援。當這些輕度缺損者乏人照顧而受傷，久而久之增加嚴重缺損人數，等同加重醫療開支負擔。
善用鄰里網絡令社區照顧更人性化
「樂助有里」這類地區配對計劃想做到的，不只是將使用者當作服務對象，而是把他們還原為人——除了陪診、清潔，他們或許還有去公園散步、探望親人的需要。鄰舍關係更容易貼合這些需要，同住一區的街坊們有傾有講，回到社區仍有機會碰面；縱然鄰里並非專業護理員，關顧聯指，鄰里網絡可以輔助正規服務，完善社區照顧各個層面。
樂助友（義工）曾協助離院使用者陪同買菜及洗切餸菜，令使用者可以繼續自行煮食。另外，也曾協助長者跨區探望住院舍的親人、外出公園等。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樂助有里」服務配對計劃 研究結果新聞稿
坊間還有人正推動社區或市民互助的概念，近年有年輕人設計陪診配對應用程式，也有地區工作者打算在自己區照辦煮碗，如何惠彬（Ben）下年一月打算自資於元朗區辦配對計劃，請區內婦女、街坊做兼職乖孫，陪長者覆診、買餸或家居清潔，價錢以社會福利署現時社區照顧服務收費作基準，即最貴每小時19元，陪診員則可獲60元或以上時薪，差價由計劃資助。「同區街坊服務長者，大家在買餸時又能碰頭；我也想由街坊一起構想整個計劃的運作。這種做法更能凝聚社區。」他說。
原文: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269398/%E5%85%BC%E8%81%B7%E4%B9%96%E5%AD%AB%E695%91%E9%95%B7%E8%80%85-%E5%85%AC%E7%87%9F%E9%99%AA%E8%A8%BA%E7%AD%89%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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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70歲後的退休生活應是怎樣？早上到茶樓喝早茶，接着到公園散步、跟三五知己聊聊天？不如讓白淑英以自己的故事，打破你對退休生活的既有印象！
退休後成為跳舞老師
「差唔多每日都上堂，一、二、三、五、六都上堂！」即將77歲的白淑英婆婆是一位跳舞老師。起初她是替腳受傷的大學同學代課，再受社區中心的賞識，令她於社區中心開展退休後的跳舞人生。
從小愛跳舞 活到老學到老
白老師從小便喜歡唱歌跳舞，大學時期更有一科必修的形體班，她的跳舞基礎便是從那時開始建立。畢業之後，她也有繼續學跳舞，所以牛仔舞、恰恰(Cha-Cha)、探戈這些舞蹈也難不到她。
師生關係如家人
「我同大家嘅關係好似一家人一樣！」白老師眉開眼笑地說。跳舞不但成為她退休後的事業，還拉近了她與年輕學生們的關係。有些學生一星期會跟她上兩至三堂課，這比白老師跟子女見面的次數還要多。遇上有學生轉換髮型或穿了新的衣裳，白老師都能一眼看出來。有時下課後，她們更會一起上茶樓喝茶，聊聊彼此的生活趣事。
痛失丈夫 從此不能唱歌
「快樂、有活力」的白老師，誰也猜不到曾經有一段傷痛的日子。修讀聲樂出身的她，跟丈夫在大學時期認識。丈夫是男高音，白老師是女高音，可說是郎才女貌，非常登對。畢業之後，他們靠教唱歌維生，在家中開設一對一的課堂，桃李滿門。可惜好景不常，丈夫突然發現患上癌症，而且走得匆忙，頓時令白老師難以接受，更一度把自己困在家中差不多十個月。
「我唱唔到歌，我一唱歌就諗起佢，我就會喊，所以我唔想唱。」白老師語帶哽咽地說。丈夫離去，對白老師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撃，令她從此不能唱歌。有學生曾經苦苦哀求白老師再次教授聲樂，白老師都忍痛拒絕。
「跳」出谷底 創出第二人生
幸好此時她的朋友帶她跳舞，令她從谷底走出來，十年來這種「邊學、邊跳、邊教」的生活，沖淡了她喪偶後的悲傷，充實了她退休後的生活。
白老師能做到「退而不休」，是因為她所參與的社區中心一直關注退休長者的生活，今年更首次舉辦「耆商創未來」計劃，希望讓多點退休人士可以展現才能，令他們有「再就業」的機會，在退休之後都可以繼續發光發亮。
今集《港。故》用7分鐘，來跟大家一起看看這位76歲婆婆的退休後的跳舞人生，或許能對大家心目中的「退休」生活有些啟發。
穿衣服在年輕一輩心目中，是潮流；在老一輩心中，是日常。坊間少為老人家而設的服飾店，加上老人家年紀大肌肉流失，身體開始「縮水」，街上衣服總是衣不稱身。想扮靚但苦無選擇，社企裳樂匯坊就決定針對老人家市場，設計功能性的服裝，亦和老人中心合作免費改衫，度身訂做。
年輕常穿旗袍 長者冀重新度身訂做
荷姐80多歲，最愛穿旗袍。「以前在寶覺女子中學讀書，校服是長旗袍來的，所以一直習慣穿旗袍」。她說，旗袍是日常裝束，愛其典雅高貴，不需大時大節才能穿。裳樂匯坊的時裝設計師及業務發展經理駱麗明（Winsome)和老人中心合作，知道荷姐愛旗袍，為她度身訂做了一套淺紫色配白色蕾絲的套裝旗袍。服裝處處見巧思，老人家怕冷，下襬長度剛好蓋過膝蓋，以免下半身着涼；套裝衫長度蓋住小肚楠作修飾作用。荷姐對套裝亦愛不惜手，說外面難以找到價格相宜訂做旗袍的店舖，「有人找我飲茶我一定會着去，不想浪費設計師的一番心意，做得這麼漂亮。」
男士對衣服亦有要求。贊哥今年88歲，本來是鞋匠，手巧多主意，不時會動手做帽子、袋子留給自己用。他愛穿剛好合身的衣服，最愛穿「飛機褸」，貪其短身方便活動。面對有要求的老人家，Winsome都一一「收貨」，由選布料、度身、設計都和老人家溝通，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
功能性運動服 多內袋方便放貴重物品
除度身訂做外，社企亦設計老人運動和家具服裝。兩年前Winsome成立這家社企，接觸多了老人家 ，發現他們愛參加本地短線遊，如去食海鮮、荔枝團等等。所以她特別設計方便摺疊的運動服，方便手腳不靈活老人家出行。運動系列衣服用上快乾、不易弄污的布料，令衣服弄污後亦不會尷尬。另外，運動長褲又名為「腰錢萬貫」，Winsome笑說：「意思是整個腰的位置都有一個內袋，可以放錢和重要物品，冬天又可以放暖包」。
他們設計的衣服在不少位置都有反光標示，原來是為了方便老人家易於尋找拉鏈位置；服裝亦有多個內袋，讓老人家貼身放貴重物品。拉鏈、衫袋設計較大；衫身亦刻意用夾圈較大的牛角袖，方便老人家不用舉高手都可以穿着。設計源於易地而處，「經歷過痛風或中風的人，穿衣服的時候真的會缺乏自信。舉高手或者穿衣服都要有人幫助，所以我們想將（衣服）變成簡單而可以應付到的事。」Winsome說，預料明年開始，將衣服推出市場售賣。
老人身形縮水 坊間難有合適衣服
老人家身形縮水，袖長由一般的23、24寸變成20寸，坊間衣服衣不稱身。不少老人家因為缺乏合適的衣服而欠缺自信，有老人家覺得自己衣服不夠體面，所以常常拒絕子女的邀請飲茶。Winsome稱，「曾經遇過一位婆婆，家人買了一件很貴的羽絨但她不穿，一問之下，原來衣服太大了，帽子把眼睛都全部遮擋了，穿不了」。
倒數人生 更要穿得好
一套好的衣服，除了長者着得時尚，也可以讓他們減少隱蔽。Winsome與長者中心開始免費改衣服務「縫補寶」，就是希望長者有合身衣服穿。「老人家最重要是找到一件合身的衣服，太大或者太厚重的衣服很容易讓他們跌倒。我們希望可以讓他們有更多選擇，穿得漂亮之餘，也穿得好，能鼓勵他們多去逛街和家人飲茶」。「年輕人不時買衣服給老人家，但買之前不如親身帶他們試試。試了以後才知道，他們真正需要甚麼、喜歡甚麼」，「當他們穿一件合身的衣服時，他們的笑容（自信）是沒法子擋得住的」。
「其實老人家都可以時尚，他們是活生生的。」Winsome認為，尤其華人社會和舊時代的人，一套好的衣服很重要。她憶述，曾經替一個90多歲的伯伯度身訂做衣服，但衣服還未做好，他就過身了。「當時我們問他想訂做什麼造型的，他說想參照飛機師造型。當下很震撼，原來一個90歲的伯伯，也想『着得有型』。後來收到消息，知道他已離世，家人希望我們能把衣服送給他們，放到棺材裏面。因為這套衣服是離世前他最後訂做的，他原來一直記掛着」，「我做了設計師很多年了，但從來沒有這種感覺。這套衣服好像橫跨天堂、地獄和人間，超越時空一樣。既然人生是倒數，每一刻都很重要，所以很多人說老人家年紀大不用打扮，但我覺得就是因為年紀大，才要珍惜時間打扮、珍惜時間對自己好。」
記者：袁志敏
攝影：潘志恆
筆者在日本有不少「老」朋友。在日本生活期間，新年會到他們家裡一起吃團年飯、櫻花季節會一起去賞櫻、下雪的季節會一起鏟雪、也會一起到寺院神社祈福。日常從他們口中聽到的，除了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最常聽到的便是：「跟你這樣的年輕人相處，我也感到年輕了！」
近年香港人口老化議題迫在眉睫，討論也愈來愈熱熾。面對增長急促的老齡人口及現有社區配套貧乏，近來不時都會有人提議在某個區域建設「老人村」。那裡有專為長者而設的醫療配備及娛樂設施等，讓大家能在那裡安享晚年。聽起來似是十分理想的晚年生活，其實未然。起碼筆者所認識的老朋友都一致認為：「每天只跟同世代、同年紀的人相處，生活便會變得乏味，只會愈活愈老……」。其實，這句話不僅限於年長的人，也同時適用於「有天也會老去」，並且愈來愈少機會跟上一代「共生」的年輕人們。
撰文：岑啟灝
何謂共生：讓不同群組彼此生活、交流
比香港更早面對人口老化的日本，近年透過不同形式積極推廣不同世代交流的「共生型機構」。什麼是「共生」，簡單來說就是社區上各個持分者互相了解、尊重，而這份尊重會化成不同的社區資源，彼此支撐著大家。
一間位於富山縣的福祉機構的例子便正說明並實踐了多世代交流的「共生」理念。即使在日本，一般情況安老院、托兒所及殘障人士設施都是分開設置的。但這家機構便把這三種設施「合併」了。那裡住了需要接受護理的長者，也有下了課來到的小孩，還有智能、精神障礙的小孩。平日機構內各種多世代交流亦實踐了其理念 – 「感謝、謙卑、同理心」。由於都生活在同一地方，彼此在日常各種場合都有不同的交流。就像長者會推著小孩專用的手推車外出散步，到了神社又會教小孩們參拜的方法，也會跟在設施內遊樂場玩耍的小孩聊天，就像看著自己的「孫兒們」遊玩一樣。此外，機構還為托兒所小孩開辦了「手語班」，導師正是機構服務使用者。現正擔任手語導師的是一位日間服務的西崎女士。她表示：「當學校老師一直是我的夢想，90歲的我終於夢想成真了！」透過實踐「共生」的理念，長者找到屬於他們的「尊嚴」。
沒有血緣的「乖孫」
另外，一間位於千葉縣佐倉市的福祉機構把認知障礙症及小孩這兩個關鍵詞連結起來，實踐「共生」理念。這間機構裡面居住了18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和60位小孩，78人就在同一個地方相遇、磨合、共生。那是一間結合了專門照護認知障礙者患者的設施及托兒所的幼老統合的「共生型施設」。在那裡，患有認知障礙症的住客跟托兒所的小孩們都是由同一個玄關進來，也沒有鎖上的門分隔著長者與小孩的活動空間。
小孩下課後，第一時間做的不是趕去補習班或者翻開作業，而是去跟那裡的長者打招呼、雀躍地分享今日遇到的事。而那兒的長者們非常準時地等待著「孫兒們」來撒嬌，彼此都樂在其中。那一刻，年紀抑或是認知障礙症，都沒有成為彼此交流的阻礙。對於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來說，跟小孩互動喚起了過往的「湊孫」回憶，為情緒帶來了正面效果。跟「孫兒」互動讓長者不易感到「孤獨」；對於小孩來說，每天跟長者住客的相處也讓他們了解並且學會尊重生命，亦在無形中建立同理心。
日本的例子告訴我們，「共生」是要透過行動去實現的。面對人口老化難關，日本人認為「共生型機構」既是大方向，亦是一個消除誤解及偏見的起點，日後將會成為社區福祉發展的藍本。事實上，社會上很多誤解及偏見都是因為缺乏接觸及認知而產生的。同樣，因為不了解及缺乏交流，社會上對老、認知障礙症、不同疾病殘缺等抱有太多的誤解甚至標籤。興建一個「老人村」，花的時間及資源或許比建立一個「共生社區」來得少，可是我們卻會失去一個互相認識生命的珍貴機會、失去一個讓大家發揮潛在可能性的機會。機會一旦失去，便沒法回頭，更可能出現更多矛盾及誤解。在人口急速老化的香港，這絕不會是我們這一代或未來一代能夠承擔的後果。我們也能建設一個共生社區，讓這個正在老去的小城市愈活愈年輕、並且添上更多味道嗎？
市民今年12月27日起，分批更換新一代智能身份證。入境處推出「貼心」兩招，助長者換證。明年65歲及以上長者（1954年或之前出生），按時間表要到2022年才有得換，不過入境處容許65歲以下市民，在指定時間換新證時，可帶同最多兩名長者一同換證，方便較年輕一軰為長者安排換證。
另一貼心安排是，居於住宿院舍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可毋須親身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入境處將於2019年第2季推出到訪換證服務，並會把服務範圍逐步擴展至全港各住宿院舍，因此院友可選擇留在住宿院舍，等候上門換證服務。
入境處今日（18日）公布換領新智能身份證安排，行政長官、行政及立法兩會議員、主要官員、入境事務隊成員、警務人員及勞工督察，為首批換證人士。至於普通市民，1985至1986年出生市民可於明年1月21日起首先換領，最後一批是1954年或之前出生、明年65歲或以上的長者，他們要等到2022年才有得換。
每人可帶同最多兩長者一齊換證
為了方便公眾，尤其是長者和有需要的社群，入境處推出特別措施便利他們換證。首先，市民在指定時間換證時，如有親友屆時已經65歲或以上，可帶同他們同日同時前往換證中心辦理，因此毋須等到2022年才換。
入境處助理處長（個人證件）陳天賜指出，是次安排為「關愛措施」，每名市民可帶同最多兩位年長親友一同辦證，令長者毋須獨自換證。
7隊流動隊到千個院舍 上門為院友換證
根據《人事登記規例》第25(e)條，老年人、失明人或體弱人士，如獲登記主任信納他們親身前往登記申領身份證會損害他們本人或其他人士的健康，便毋須申領身份證或換領新證，他們可向人事登記處處長申請免費簽發的豁免登記證明書。不過今次全民換證行動，入境處決出推出上門換證服務，派員到住宿院舍，為長者及殘疾人士換證，為居於院舍的住客提供另一途徑，不論是否行動自如，都可毋須親身前往換證中心換證，可靜候入境處人員上門協助。
入境處將於2019年第2季推出到訪換證服務，並會把服務範圍逐步擴展至全港各住宿院舍，料會有7隊流動隊、共約30多人負責。他們會帶同流動儀器到訪，料涉及一千個地點。至於哪個地區院舍會首步開展，仍待入境處研究，但整體計劃料可於2022年完成。
在英國，孤獨不是個人的事；首相文翠珊今年初破天荒委任「孤獨事務大臣」冀為9百萬名常感孤獨的民眾擊退寂寞後，她昨宣佈會率先從長者層面入手，出動郵差及家庭醫生把被孤立的長者重新與社區連接。
主動溝通了解需要
藥物難醫孤獨，因此當局的第一波抗孤獨措施，是鼓勵家庭醫生處方「社交配方」予孤獨長者，即轉介他們參與如烹飪班、美術小組、散步小組等活動。
另外，當局也計劃邀請挨戶派信的郵差主動與長者溝通，了解其社交狀況及需要。郵差會把收集到的資料，交回社區組織及非牟利團體分析，以便他們進一步介入。文翠珊又宣佈會花180萬英鎊（1,850萬港元）推行不同的社區計劃，如增建社區咖啡室、藝術空間及畫廊等。她指「這策略僅為達成長遠社會改變的開始，但也是國家結束孤獨問題的極重要一步」。
隨着人均壽命延長、社會護理服務減少、家人居住地越見分散，長者越趨孤獨。有關注組織報告指，英國前年有136萬名50歲以上的人士感被孤立，料十年後增至200萬。有健康專家更指孤獨與心臟病、中風及腦退化症息息相關，繼而使孤獨問題與公共衞生也扣上關係。
英國《泰晤士報》
直至今天，筆者仍不時聽到一些說法，得了認知障礙症，只能好好休息、被照顧，嚴重的話便要人住院舍，過著同樣是休息、被照顧的生活，而人生也會因此而漸漸失去色彩、甚至跟「終結」劃上了等號——其實除了這樣，真的別無他法了嗎？
在日本學習時，聽過一位前輩的一席話：
即使得了認知障礙症，也不代表人生的終結啊。認知障礙症患者也是人，是人的話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這不是什麼熱血的電影對白或者宣傳活動的口號，也不單是一個「信念」，而是日本透過多年來的「教育」及「實踐」所建立的共同價值觀。日本政府預計在2025年，每5位65歲或以上的長者，便有1位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達700萬人。面對這個驚人的數字，近年日本政府推出「Orange Plan」政策，除了加強社區對認知障礙症的認識、改善護理及醫療服務、優化社區配套等等之外，在不同環境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提供多樣化的「工作機會」，亦是一個重點推出項目。
洗車打工也是「復康」
一個位於東京，提供日間照護服務的非牟利團體「町田市つながりの開」，為一班患有認知障礙症服務使用者提供了一系列「工作機會」，把復康及康樂的理念融入了「工作」，讓患者以自己雙手，為自己的人生劃上一個接一個的「逗號」，並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當中被日本媒體廣泛報導的，是一班身穿紅色制服，患有認知障礙症的長者在認真「洗車」的情景。
機構創辦人前田隆行先生表示，透過一星期幾天，每次一、兩小時洗車及其他工作，不單獲得一頓飯左右的回饋，更重要的是跟社會連接，並讓他們感到自己對社會有貢獻。即使是需要接受護理服務的長者，仍能運用擁有的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活出真我」。特別是輕度認知障礙症患者，透過參與適度的活動，能為身心層面帶來正面的影響，對減慢病情進展有一定幫助。
期間限定：認知障礙症患者「上錯菜」餐廳
提到「認知障礙症」及「工作」兩個關鍵詞，便不得不提去年在東京六本木引起國際熱話的「會上錯菜的餐廳（注文をまちがえる料理店）」。去年筆者亦曾在臉書專頁中亦分享過這家餐廳的日本報導。在「會上錯菜的餐廳」，上菜的都是滿面笑容的長者侍應，而他們都是認知障礙症的患者。在這家餐廳，「上錯菜」不會被客人遷怒或責罵，客人反而會因沒有上錯菜而感到可惜。侍應也會因為這個話題而顯得雀躍，說得興起，甚至會忘記了替客人下單。今年5月，「會上錯菜的餐廳」更註冊成為公司，在網上搞眾籌，準備「遍地開花」。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瀰漫著歡樂的氣氛，也盛載著一個個感人的故事，大家亦透過這個空間重新互相認識、了解。
當時有關報導一出，引起了國際媒體關注，不少更從西方國家遠赴日本實地採訪。雖然「會上錯菜的餐廳」只是一個只有數天的活動，並且距離第一天開店已事隔一年多，餐廳所帶動的影響力仍未退減。有關餐廳的書籍都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近日韓國亦仿效其理念及做法，受KBS電視台採訪，引起了當地對「認知障礙症」的關注。
「會上錯菜的餐廳」展示了日本人那種「對人性的尊重」，同時向世界印證了潛在於認知障礙症患者裡的「可能性」。
由被動走向自主
其實除了上述事例，日本各地政府單位、地區團體等等，都設立了不同平台讓「認知障礙症」患者從過往的「被動」走向「自主」。例如神奈川縣的藤澤市，今年6月有一家由非牟利團體開設，名為「龜吉廚房」的餐廳開業，店員基本上都是認知障礙症患者，除了當「侍應」接待客人，也擔任「廚師」烹調美食，每天的餐單亦由他們決定。團體透過讓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當餐廳店員，把「復康」與「工作」混合起來。而他們的食物賣相亦相當出色，在網上也獲得很好的評價。
這些日本的經驗，說明了把看似跟「認知障礙症」沒有關係的「工作」連繫起來，同時連結復康及康樂等目的，衝擊了社會一直以來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一些固有觀念及誤解。
應對認知障礙症，日本未必是走得最前的地方。但他們本著「對人性的尊重及體貼」，為認知障礙症患者創造了一個接一個的「舞台」，由一直以來都是「被服務」的一群，轉化為「服務」社區的一群，讓其發揮了「無限的可能性」。就像「會上錯菜的餐廳」的例子，其實「錯」很多時候未必的壞事，反而能讓我們認識到事物的本質。認識及了解認知障礙症固然重要，可是隱藏在疾病背後，屬於每位患者的尊嚴及可能性，更值得我們去尋找並守護。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促《施政報告》增加人力撥資源培訓家庭醫生。
家庭醫學學院指，鑑於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招標已於近日展開，學院認為家庭醫生在此計劃下應擔當重要的協調角色，並建議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增加人力撥資源培訓家庭醫生的措施及善用地區康健中心，讓本港朝「一人一家庭醫生」的方向再邁進一步，令基層醫療系統更臻完善。
學院指，現時香港的人口約有750萬人，如果要追上英國的1比1,500 或內地家庭醫生1比2,000比例目標，香港需要有3,750名的家庭醫生，才可維持優質的基層醫療系統。假設平均工作年限為40年，每年就需培訓接近100名家庭醫生。而一些醫生的職業壽命較平均工作年限為低，或者只以兼職形式工作，所以實際需要培訓的數目應該更高。
學院指，醫管局只將不到10％的本地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家庭醫學培訓，遠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亦難以滿足本港的人口需求。根據數字近5年平均只有32名醫生有報讀香港家庭醫學學院院士的課程，遠比100名低。學院院長陳銘偉建議，政府需調整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家庭醫學培訓的比例，並在培訓家庭醫生中增加資源。並建議政府強制所有家庭醫生應接受持續醫學教育計劃，以保持其醫學知識水平。
學院又認爲，公眾對「基層醫療」或「基層醫療保健」的含意，存在相當大的誤解，公眾誤以為「基層」兩個字是指「草根階層」，或者社會階級中的「基層人士」。學院義務秘書黃志威解釋，基層醫療或基層醫療保健，是指公眾在整個醫療保健系統中的第一個層次，就是大眾接受醫護照料過程中的第一個接觸點。
與二級保健不同，基層醫療應該盡可能全面覆蓋每一個市民。研究指出，到家庭醫生/普通科醫生處就診的每250人當中，只有大約9人需要被送往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亦有證據表明，良好的家庭醫生，可提供全面及以人為本、可持續、具預防性和協調的醫療服務，是對整個醫療保健系統最有效，且最具成本效益的保障。
Fanny與Jenny兩姐妹，都稱呼76歲的媽媽做「阿女」。「阿女」患有柏金遜症，三年前在家不慎跌倒，傷及腦部，入院接受開顱手術後，住院近一年才能回家，自此頭顱的凹陷，成為那次走過死門關的烙印。
「（今年）已經係出咗院第三個中秋啦。」妹妹Jenny提醒對那次大病已經印象模糊的「阿女」。路過一次死門關，現在一家的最大心願是繼續在家中生活，「無論幾耐都好」，姐姐Fanny說。
長期病患者在社區、在家中，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遇到什麼困難？居家安老是否可行的選擇？
攝影：吳鍾坤
婆婆「阿女」與伯伯「安仔」，在颱風來臨前那天，安坐家中迎接記者前來訪問。梳化是安仔的指定座位，阿女那張則是椅子，沒那麼矮可方便她用助行架站起來。阿女的左邊頭顱有一處凹陷，是三年前接受腦科手術後留下的，那次她輾轉留院接近一年。伯伯那時亦已是晚期肺癌患者，並患上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症），一直依靠太太照顧的他，一時陷入迷茫之中。
一度如植物人
「我食緊……腦科藥、標靶藥同胃藥，即係鞏固身體健康嗰啲，我個肺弱啲。」伯伯對於自己的病情，沒有很清晰的記憶；但兩老希望繼續一起生活的意願，卻是十分強烈，姐姐Fanny印象深刻：「那時他因為有動力要照顧媽媽，讓她回家，爸爸很努力令自己身體好些，每一天都去醫院探媽媽。」
婆婆當年接受手術後，身體曾一度如植物人那般的狀態，口水也不會吞。她與植物人唯一的分別，是她仍然有意識。「我那時以為自己臨老啞咗！」阿女說。手術後，婆婆住過復康醫院也住過療養院，走「孖beat」主力照顧的是兩姊妹，姐姐更曾花了三個月，每天給母親自製檸檬冰來刺激口水，希望幫她重拾吞口水的能力。
「真係好辛苦先由醫院湊返你出嚟！」Fanny笑說。
出院之後才是考驗
「醫院救我媽媽係No.1，我都舉起手指讚，好迅速。但救完之後，香港醫療的復康，仍未夠資源去做。」每次出院，醫院都有轉介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料給他們，「最初不以為然，因為好冇心情，根本不可能有精力聯絡（社福機構）。」直至後來，她們發現母親的情緒愈來愈低落，偶爾接觸到香港復康會的「社區安寧照顧服務」資料，「那時醫院每天都要我們出院，但資源不足沒有支援，我們不知如何處理，便聯絡上他們。」
此服務是為經醫生診斷為晚期、非癌症的長期病患者而設，社工、護士等專業團隊會為患者及家屬提供社區生活支援，除了上門評估患者的家居生活環境，提出改裝建議、教授家居簡單運動等，並設有心理支援。
看著父母身體的衰老與患病，姐妹倆有不同的心態。妹妹Jenny坦言，從來不會將父母放在「晚期」的心態去做，「如果不停想著晚期，聽都唔舒服，做嘅人亦會好辛苦。」姐姐Fanny則相對隨遇而安：「人總會有走的一天，自己都會有這一天。只想他們活得開心，無論幾耐都好。」
家庭回憶 變成五個手捏的飯碗
姊妹倆作為照顧者對「晚期」的兩種心態，都是堅毅的，她們說是父母的教導。說到從前，兩老突然雀躍起來，細數當年如何日日打五份工，養活五兄弟姐妹。「未天光，在街市走鬼；晏啲買餸回家，然後中午去聯誼會捧餐，回家後會車西褲，四點去寫字樓洗茶杯、抺枱……」阿女說，最記得一家住過天棚、山上木屋區，打風瓦片會吹起的那種簡陋房屋。
搵食艱難，父母最珍視的，是一家同枱食飯的時光。「食飯時大家坐齊，便在飯枱教他們，好彩個個沒學壞。」要教什麼呢？阿女說，例如不可以㨂高腳在椅子上、夾餸不可飛象過河，還有不可「浸枱」——大半身趴在枱上吃飯，「張枱咁細張，七個人坐在埋一齊，梗係兩個人一邊。」阿女說時依然很有威脅。
這些家庭回憶，最後變成了藝術品——某次，服務帶來了藝術家，跟他們傾談、聽他們說故事。其中，陶藝家黃美嫻聽過他們在飯枱上教導子女的故事後，深受觸動，便帶來輕黏土，教他們手捏五個飯碗，紀念那段同枱吃飯的時光。
留下藝術品：希望記得阿爸阿媽
「搓嗰時，好得意。我過年搓麵粉、整角仔都做慣。」阿女手捏了三個碗，主婦烹飪訓練有素，她做的碗子手感較圓潤，「碗邊好似搓油角的花邊位」，撫摸著碗邊的Jenny說。線條較參差的兩隻，便是伯伯所做。而陶藝家特意在碗內，留有他們的指紋，經過窯燒後，指紋永烙於碗內，成為印記。
「想他們一人一隻，留個記念。」安仔說。
想五兄弟姐妹，看見碗子記得什麼？
「記得阿爸阿媽咯。」阿女說。
「你覺得我會唔記得你咩？」Jenny說。
「我仲要同你哋周圍去玩㗎。」Fanny說。
不同藝術形式 均可成為情緒出口
手造陶碗，是其中一種表達藝術治療的手法，目的是希望藉著不同的藝術媒介，讓患者表達病重路上及晚期生活的感受。「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計劃項目經理郭燕儀說，不同的藝術模式可幫助患者表達不同的感受：「透過手捏陶泥那種擠壓感，可讓他們有一點釋懷。」重點是與病人的生活有所連結，例如「阿女」婆婆替一家人煮食多年，飯碗對她而言，便別具意義。
此項目自2016年開展至今三年，服務過170個晚期病人、超過300個家屬，而這些晚期的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的藝術創作，將會展出與公眾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初診疾病，親朋戚友都簇擁身邊照顧問候；但當患上的是長期病，而且病了十年八載甚至更長的日子之後，「鎂光燈」未必再在他們身上。只是，長期病患者也有走到生命終點的一天，對於這些非癌症患者的晚期照顧，是現時本地的醫療與社會服務的缺口。究竟這班病患者有什麼需要？詳看下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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