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ny與Jenny兩姐妹，都稱呼76歲的媽媽做「阿女」。「阿女」患有柏金遜症，三年前在家不慎跌倒，傷及腦部，入院接受開顱手術後，住院近一年才能回家，自此頭顱的凹陷，成為那次走過死門關的烙印。

「（今年）已經係出咗院第三個中秋啦。」妹妹Jenny提醒對那次大病已經印象模糊的「阿女」。路過一次死門關，現在一家的最大心願是繼續在家中生活，「無論幾耐都好」，姐姐Fanny說。

長期病患者在社區、在家中，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遇到什麼困難？居家安老是否可行的選擇？

攝影：吳鍾坤

婆婆「阿女」與伯伯「安仔」，在颱風來臨前那天，安坐家中迎接記者前來訪問。梳化是安仔的指定座位，阿女那張則是椅子，沒那麼矮可方便她用助行架站起來。阿女的左邊頭顱有一處凹陷，是三年前接受腦科手術後留下的，那次她輾轉留院接近一年。伯伯那時亦已是晚期肺癌患者，並患上認知障礙症（腦退化症），一直依靠太太照顧的他，一時陷入迷茫之中。

一度如植物人

「我食緊……腦科藥、標靶藥同胃藥，即係鞏固身體健康嗰啲，我個肺弱啲。」伯伯對於自己的病情，沒有很清晰的記憶；但兩老希望繼續一起生活的意願，卻是十分強烈，姐姐Fanny印象深刻：「那時他因為有動力要照顧媽媽，讓她回家，爸爸很努力令自己身體好些，每一天都去醫院探媽媽。」

婆婆當年接受手術後，身體曾一度如植物人那般的狀態，口水也不會吞。她與植物人唯一的分別，是她仍然有意識。「我那時以為自己臨老啞咗！」阿女說。手術後，婆婆住過復康醫院也住過療養院，走「孖beat」主力照顧的是兩姊妹，姐姐更曾花了三個月，每天給母親自製檸檬冰來刺激口水，希望幫她重拾吞口水的能力。

「真係好辛苦先由醫院湊返你出嚟！」Fanny笑說。

出院之後才是考驗

「醫院救我媽媽係No.1，我都舉起手指讚，好迅速。但救完之後，香港醫療的復康，仍未夠資源去做。」每次出院，醫院都有轉介社會服務機構的資料給他們，「最初不以為然，因為好冇心情，根本不可能有精力聯絡（社福機構）。」直至後來，她們發現母親的情緒愈來愈低落，偶爾接觸到香港復康會的「社區安寧照顧服務」資料，「那時醫院每天都要我們出院，但資源不足沒有支援，我們不知如何處理，便聯絡上他們。」

此服務是為經醫生診斷為晚期、非癌症的長期病患者而設，社工、護士等專業團隊會為患者及家屬提供社區生活支援，除了上門評估患者的家居生活環境，提出改裝建議、教授家居簡單運動等，並設有心理支援。

看著父母身體的衰老與患病，姐妹倆有不同的心態。妹妹Jenny坦言，從來不會將父母放在「晚期」的心態去做，「如果不停想著晚期，聽都唔舒服，做嘅人亦會好辛苦。」姐姐Fanny則相對隨遇而安：「人總會有走的一天，自己都會有這一天。只想他們活得開心，無論幾耐都好。」

家庭回憶　變成五個手捏的飯碗

姊妹倆作為照顧者對「晚期」的兩種心態，都是堅毅的，她們說是父母的教導。說到從前，兩老突然雀躍起來，細數當年如何日日打五份工，養活五兄弟姐妹。「未天光，在街市走鬼；晏啲買餸回家，然後中午去聯誼會捧餐，回家後會車西褲，四點去寫字樓洗茶杯、抺枱……」阿女說，最記得一家住過天棚、山上木屋區，打風瓦片會吹起的那種簡陋房屋。

搵食艱難，父母最珍視的，是一家同枱食飯的時光。「食飯時大家坐齊，便在飯枱教他們，好彩個個沒學壞。」要教什麼呢？阿女說，例如不可以㨂高腳在椅子上、夾餸不可飛象過河，還有不可「浸枱」——大半身趴在枱上吃飯，「張枱咁細張，七個人坐在埋一齊，梗係兩個人一邊。」阿女說時依然很有威脅。

這些家庭回憶，最後變成了藝術品——某次，服務帶來了藝術家，跟他們傾談、聽他們說故事。其中，陶藝家黃美嫻聽過他們在飯枱上教導子女的故事後，深受觸動，便帶來輕黏土，教他們手捏五個飯碗，紀念那段同枱吃飯的時光。

留下藝術品：希望記得阿爸阿媽

「搓嗰時，好得意。我過年搓麵粉、整角仔都做慣。」阿女手捏了三個碗，主婦烹飪訓練有素，她做的碗子手感較圓潤，「碗邊好似搓油角的花邊位」，撫摸著碗邊的Jenny說。線條較參差的兩隻，便是伯伯所做。而陶藝家特意在碗內，留有他們的指紋，經過窯燒後，指紋永烙於碗內，成為印記。

「想他們一人一隻，留個記念。」安仔說。
想五兄弟姐妹，看見碗子記得什麼？
「記得阿爸阿媽咯。」阿女說。
「你覺得我會唔記得你咩？」Jenny說。
「我仲要同你哋周圍去玩㗎。」Fanny說。

不同藝術形式　均可成為情緒出口

手造陶碗，是其中一種表達藝術治療的手法，目的是希望藉著不同的藝術媒介，讓患者表達病重路上及晚期生活的感受。「安晴．生命彩虹」社區安寧照顧計劃項目經理郭燕儀說，不同的藝術模式可幫助患者表達不同的感受：「透過手捏陶泥那種擠壓感，可讓他們有一點釋懷。」重點是與病人的生活有所連結，例如「阿女」婆婆替一家人煮食多年，飯碗對她而言，便別具意義。

此項目自2016年開展至今三年，服務過170個晚期病人、超過300個家屬，而這些晚期的長期病患者及家屬的藝術創作，將會展出與公眾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

初診疾病，親朋戚友都簇擁身邊照顧問候；但當患上的是長期病，而且病了十年八載甚至更長的日子之後，「鎂光燈」未必再在他們身上。只是，長期病患者也有走到生命終點的一天，對於這些非癌症患者的晚期照顧，是現時本地的醫療與社會服務的缺口。究竟這班病患者有什麼需要？詳看下篇報導。

原文: shorturl.at/bcp26

「寧養中心是一個生離死別的空間。所有的戲劇，所有的情緒，所有的喜悅。每個人都有著恐懼，但我想這些是我們社會裏最進步的空間。」伊斯特伍德（Steven Eastwood）是英國紀錄片《Island》的導演，他在2015至2016年拍攝懷特島一間寧養中心內4位臨終病人的故事，希望如實記錄死亡的真實面貌，破除社會對死亡的忌諱。

這套上周五在英國上映的紀錄片，訪問了蒙巴頓伯爵寧養中心（Earl Mountbatten Hospice）的晚期病者，其中最受注目、也最受爭議的一幕，是真實呈現病人哈迪（Alan Hardy）死亡的7分鐘片段。

哈迪是來自倫敦北部的退休巴士車廠經理。他非常樂於在鏡頭前分享自己的晚期生活狀況。伊斯特伍德表示，影片中呈現哈迪的死亡其實相當淡然，連他自己也難以精確判斷到底哪一刻是哈迪氣絕的時間。在哈迪的生命消逝後，鏡頭就轉換至護士替他抹身和梳頭的場景，護士們的溫柔和尊重，深刻而且動人。

 伊斯特伍德認為，現有關於死亡的影視作品大多較為戲劇性，但他卻想如實的反映死亡的真面目。他在寧養中心取材拍攝，期望大眾能進一步認識這類服務，且能破除社會對臨終時期的污名，使死亡沒那麼可怖。而伊斯特伍德在開拍《Island》之前，剛經歷兩次喪親打擊，所以對於死亡及相關的情感，特別有感受。

在伊斯特伍德的眼中，寧養中心是一個各種情感紛陳的地方，伊斯特伍德難忘那裏的護士如花盡心機，照顧病者各方面的需要，包括心理和社會支援，他舉例說如果病者疏遠的親人，或者同性伴侶忽然出現，當所有人共處一室時，護士仍要在百感交織的病房中，如常盡忠職守的工作。

伊斯特伍德說寧養中心的職員在拍攝期間都異常低調，很少開口說話，他估計大概因為職員們平時工作的關係，所以都「被訓練得沒有自我」。

《Island》中記錄的另一位病者是40歲的貨車司機岡內爾（Jamie Gunnell），他育有兩個小孩，在一次胃痛發作求醫後，被確診患上第四期癌症。影片中見到岡內爾平時與其他朋友如常社交，在寧養中心裏看足球比賽和喝啤酒、抽煙。一群朋友還會拿岡內爾的病來開玩笑，說他抽出來的腹水看起來就像雞湯一樣。

雖然表面上看來岡內爾好像對死亡舉重若輕，但實際上他也經歷著迷惘和恐懼，尤其當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伊斯特伍德形容眼中看到的岡內爾說：「他走過了憤怒和抑鬱的階段，但之後會反彈，他的幽默總常在，那是他正常化（死亡）的方法。」

英國《衞報》

原文: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20180917/MSEEMFRZ7RHGETFKKXLQ5H3CZM/

筆者最近因公事私事，需要走訪各類安老院舍，切切實實感受到老人院質素有多大差異、僅滿足法定最低要求的院舍環境可有多惡劣。在廉價的私營老人院，空間及人手不足是通病：老人家困在無窗、狹小的板間房，食飯、小便也在房內，兩三天才安排到幫他們沖一次涼，滿室彌漫著殘羹、排泄物、消毒藥水混合的異味，令人退避三舍；護理員人手不足，亦令老人缺乏適切照顧，疏於運動，長期臥床者未能頻密翻身及按摩，或被人索性綁著防止他們亂動跌傷，心靈上的照顧更是天荒夜譚。結果，老人們多呆坐在床上或椅上，大多眼神空洞，身體機能日漸惡化。

院舍要更大

談到院舍空間狹小得不人道，就回到土地不足的老問題。香港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相信家家都越發感受到照顧老人的壓力，想送進院舍，就要面對上述的環境。安老院不能令老人「安心」養老，只成為他們人生終站的困獸鬥。

目前安老院舍的法定最低人均樓面面積為 6.5 平方米，即僅僅大於半個私家車位，而且已二十年不變。早前政府及民間討論，應上調安老院舍面積要求，其中有社工團體更提倡「8+8」方案，即 8 平方米寢室加 8 平方米非寢室空間。然而，在社會缺乏新增土地的前提下，增加人均院舍面積近三倍，無異於將宿位數目折扣三分一。

安老院舍人均樓面面積要求：
最低要求：6.5 平方米
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9.5 平方米
私營安老院改善買位計劃．甲二級：8.0 平方米
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8.0 平方米

院舍要更多

我們想安老宿位更大，還必須要更多。資助安老宿位的人龍多達 37000 多人，政府委托安老事務委員會進行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又訂出於 2026 年每 1000 名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應有 21.4 個資助院舍照顧服務宿位的規劃比率。若政府繼續流於辯論、空轉、幻想，而不以實際行動增加土地供應，則不可能消化院舍人龍、實現規劃目標、提升院舍面積。

資助安老院舍宿位的輪候人數及於輪候期間逝世的人數，在過去十年逐年攀升

 

善用科技解護理人手不足

至於護理人手不足，要循兩個方向處理。

其一是改善培訓及資助，改善行業的前景和形象，吸引更多本地勞工入行，或以彈性工時吸引婦女兼職工作；此外筆者亦支持政府就安老服務業是否放寬輸入外勞進行研究。

其二是引入更多安老科技，減少使用人力，減輕護理員的負擔。這方面日本走得很前，機械人、扶抱機、沖涼機、讓護理員配戴的減壓腰帶，已廣泛應用。不過這些機械一般都要佔用較多空間，現時香港的院舍劏房「豆潤咁細」，恐怕難以兼容這些科技產品。

原文: http://www.linepost.hk/index.php/blogger/3925-yn180913b03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發展漸趨成熟，並融入生活。AI已可做到文字、圖像及語音識別，近日發展到「行為識別」，料可應用於居家安老。來自中國的百芝龍智慧科技，正研發Wifi生物探測器，因人類一舉一動都會影響Wifi波長，AI學習各種圖譜後，便可知獨居長者有否跌倒。

微軟今日（5日）舉辦全港首屆AI Summit，介紹該公司的合作夥伴。就AI發展，微軟指該公司會專注於電腦視覺（computer vision）、產品認可及語音識別能力3方面，與各行業一同開發解決方案。

百芝龍智慧科技創辦人兼首席執行官葉偉指，曾因獨居的婆婆跌倒6小時無人發現，想到可從每人家中均有的Wifi基站入手，結合AI，變成Wifi生物探測器。該Wifi生物探測器的大小猶如燈掣開關大小。葉偉解釋，人類任何一個細微的行動，都會對Wifi波造成影響，故AI透過觀察Wifi波長的變動，便可了解室內的情況。

原文: shorturl.at/ptwH0

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20年後65歲及以上長者人口會劇增一倍，將迎來「高齡海嘯」的挑戰。為長者提供家居維修及翻新服務的社企「長屋設計」，創辦人之一雷煒程（Lawerence）指，因為爸爸當年患有癌症，起居飲食需要特別照顧，充份體會到若長者想在家中完成人生最後階段，家居環境或成限制，故社企提供專為長者「度身設計」的裝修，令長者可居家安老。

日本樂齡科技發展成熟，但本港仍處於起步階段。Lawerence指，公司在開拓科技業務後，希望提供一站式智能家居服務，最新研發智能手錶，運用智能手錶GPS全球定位的後勤服務，以防長者走失。

研發智能手錶長者步入「危險區」手錶會發出聲響

他指，一旦長者走入程式預設的「危險區」，手錶就會發出聲響，提醒長者身處不安全的地方。同時，後勤人員會致電長者家人，主動通知長者走失的位置，以尋回長者。目前手錶已引入澳門，有約2,000個使用者，而本港正在試驗階段，料10月、11月可公開發售，手錶約賣1,000元，服務費為每月約200元。

工業家張益麟認為，本港樂齡科技市場仍在發展，大部份的產品由外國入口，故價錢昂貴，並非人人可負擔。張益麟指，業界一直希望開拓長者市場，惟一直欠缺數據分析，製造符合長者需求的產品。張指，加入「長屋集團」後，成功收集用家數據，並聯絡廠商，設計一套適合長者的家居產品，以梳化為例，椅背設計較為挺身，成90至105度，方便長者用力起身，售價現扣取七六折優惠後為7,000元。

為長者設計出可升降床面

張益麟續指，另一款床專為長期臥床的長者而設計，床面高低可升降，亦可摺疊，騰出室內活動空間。張指，這款床在香港設計，在內地投產，價錢比進口貨平逾一半，現售4,000元。他認為，社企與工業界合作，正好達至社會創新，解決社會問題，亦能達至營運效益。

原文: http://shorturl.at/eyOP3

記者嚴云岑／彰化報導

「奶奶，該喝水囉！」74歲的鄭奶奶家住彰化縣二水鄉，4年多前中風右側偏癱，需長期臥床，每個月都需由家人開車1小時到彰化就醫，經二水衛生所介入居家醫療後，不僅減輕家人負擔，還在1年多前順利拔掉鼻胃管，用奶瓶喝水。兒子陳先生表示，自從醫師與護理師到家中看診後，媽媽變得越來越愛笑，還會要求要吃炸雞排。

過去民眾遇到大小病，都習慣到醫院看診，健保署2016年2月開辦居家醫療，鼓勵醫師走出診間，到行動不便的病患家中看診並給藥，第一年服務7675人，2017年服務3萬2741人，成長4倍之多。截至今年7月31日止，已有4萬3654人接受服務，超越去年服務量能，其中又以中區業務組成長26倍最多。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今（15）日舉辦「家是最好的病房-把醫療送到家」分享成果。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方志琳組長表示，2016年中彰投地區之人口數預估失能人口約12萬3000人，推估有居家醫療需求約1萬4000人，實施初期因民眾不了解，或找不到可提供服務的醫師，加上醫師參與度不高，只有376人接受服務，照護率2.7%。

方志琳表示，為了擴大服務範圍，中區業務組結合台中、彰化、南投衛政、社政及民政機關，並請醫院加出院準備服務、邀請醫師公會啟動走出診間誓師大會，在廣為宣導下，目前中彰投三縣市68鄉鎮，已有548家醫療院所提供這項服務，每一個鄉鎮都找得到提供到宅醫療的醫師。至今年7月共有1萬1351個案獲得居家醫療的照護，照護率超過80%。

參與在宅醫療的員林基督教醫院僅成立3年，於2017年7月31日正式加入居家醫療整合照顧計畫，1年累積收案170位，目前再案者有107位，第一階段無需管灌的個案22位、需管灌者85位，服務範個案以員林市最多。另外該院也提供藥師送藥到府服務，每個月服務772位病患。

員林基督教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江文崇為在宅醫療服務團隊一員，目前員基共有3名專任醫師搭配居家護理所護理師，每週提供1次居家服務。江文宏表示，申請在宅醫療患者都已高齡族群居多，但也有年輕患者透過出院準備服務，由個管師嫁接起居家醫療及長照資源橋樑。

50歲的蕭女士就是一例，住在田中鎮的她，因缺血中風導致腦病變與癲癇，生活無法自理，平日僅由打零工的先生照顧，家中經濟拮据，還因長期臥床，尾骨與小腿有壓瘡問題。後經轉介醫師與護理師定期到家中看診，協助傷口照料，家人終於不用在醫院、住家來回奔波，不僅病情得到妥善控制，長照的居服員到府協助，也讓家庭壓力得到舒緩。

實施在宅醫療的不只醫院，地方衛生所也是推行主力。邁入「超高齡化社會」的彰化縣二水鄉，早在7年前就自主開辦「居家護理所」，趁中午到個案家巡一圈，視患者情況給予必要的照顧。2016年加入健保署「在宅醫療」，讓醫師與護理師一同訪視，光是2017年就提供578次居家醫療、636次居家護理，減少長者就醫不便、子女請假、載送問題。

74歲的鄭奶奶就是二水衛生所的個案之一，2014年3月中風後若有醫療問題，家屬需勞師動眾將她載至竹山秀傳醫院就醫，對於工作時間不定的兒子而言，是一大負擔。二水鄉公所接獲家屬諮詢，先於2014年提供居家服務，由醫師、護理師每3週進行一次居家訪視，幫忙換鼻胃管、尿管，更給予彈力帶訓練肌力，經過長照資源整合，鄭奶奶終於在去年3月拔掉鼻胃管由口進食。

記者下午跟著二水衛生所居家醫療團隊到鄭奶奶家探視，她住在三合院側廳，為了方便居服與醫護人員出入，大門並未加裝門鎖，只用一扇紗門代替。看到護理師到來，鄭奶奶表情瞬間亮了起來，在陳鴻基主任聽完診，確認無異常症狀後，護理人員便拿了一個奶瓶，讓鄭奶奶喝水，陳鴻基主任在一旁解釋，「這是怕她嗆到」。

陳鴻基表示，鄭奶奶雖然拔掉鼻胃管，但因中風偏癱，吞嚥功能仍有限，而這類高齡臥床族群最怕因嗆到引發肺炎，因此教導家屬出門工作前必須準備2個奶瓶，讓奶奶及時補充水分。兒子陳先生在旁補充，媽媽雖然可自己吞嚥，但還是要靠著家人用湯匙一口一口餵食，雖然什麼食物都吃，卻心心念念炸雞排，但為了媽媽健康，至今尚未讓她如願。

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表示，以往行動不便病人外出就醫非常困難，病人也可能因就醫不便而延誤病情。健保署推出醫師到家看診的服務，不僅有需要的病人不必出門就能看病，醫師也可利用該署開發的資訊分享平台，完全掌握病患的病情。民眾若有居家醫療照護需求，可在健保署網站查詢，若需生活照顧各項資源，可連繫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協助轉介服務。

原文: https://health.ettoday.net/news/1236079

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長者就醫需求增加，醫療照顧模式須積極改變。為探討高齡醫療模式，國衛院與台灣在宅醫療學會今舉辦「在宅醫療國際研討會」，藉由全球高齡長者最多的日本經驗，讓台灣借鏡面對高齡社會時，醫療照顧需從醫院轉型為在宅醫療，解決長者因行動不便等因素，導致無法接受醫療照顧的窘境。

今參與研討會的衛福部次長薛瑞元表示，台灣健保制度已實行20多年，讓民眾就醫十分便利，但在高齡社會，高齡長者常受到身體機能衰退影響，無法自行就醫，且少子女化問題也使長者家中恐無多餘人力協助就醫，導致長者就醫出現障礙，這是健保無法改變的，而隨醫療需求轉變，須積極發展在宅醫療照顧模式。

薛瑞元說，在宅醫療為醫護人員親自到高齡患者家中提供醫療照顧，其醫療人員外出服務成本高，但卻可降低整體社會成本，衛福部目前也正推動長照整體照顧，提供高齡長者良好醫療服務。

國衛院院長梁賡義指出，在宅醫療是非常熱門的議題，面對高齡社會於醫療及社福長照系統，均應面對及因應人口結構及醫療照顧需求的改變。（沈能元／台北報導）

原文: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80729/TDYITD4ZOD4QTP5NWOCBABPWHA/

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2017-2066》的數據，2016年勞動人口之中，每5人只撫養2名長者，但至2066年，情況將惡化至每5人需撫養4名長者。現時長者對安老院舍質素早已失去信心，政府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又要輪候14個月，安享晚年難度是奢望？晚年不靠政府、不靠安老院舍照顧，由長者之間互相照顧又可不可以呢？

攝影：吳鍾坤

要互相幫助甚至成為一個「安全網」，需要有系統的安排。「時間銀行」這類義工服務的概念近年多度被提倡，有社福機構打破想像，將「時間銀行」的概念落實於將軍澳景林邨、寶林邨、茵怡花園這個小社區中。

為期三年的計劃，由長者幫助長者賺時分、換服務，換到的可以是一通電話慰問、搬一次行李，或是危緊時陪伴入院。小小的幫助形成強大的連結，有參加者表示，長者互相照顧令她安心生活在社區，晚年不打算入住安老院舍；而機構則期望計劃能擴展至其他社區，長遠重新思考安老政策和資源分配。

 
同邨廿年不相識？

穎嫦在退休之前做了27年文員，5年前公司結業後，她繼續做其他全職及兼職工作，直至今年65歲才正式退下火線。長年早出晚歸，她和其他城市人一樣，生活只有家庭和工作，沒有「社區」這一部分。居住將軍澳寶林邨27年，她會認識同樓層的鄰居，但都只限於上班前說句早晨，下班後打聲招呼而已，各自家門都是緊閉的。對社區的唯一連結，就只有周末行鴨仔山。

「我住咗廿幾年呢個邨，喺隔離樓居然話唔認識，我覺得自己真係好脫離。」後來她參與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的義工服務，有一次探訪同邨的長者，對方問她住何處、為何未曾見過她，她感到非常愕然，「本來大家都係街坊，應該好有親切感，但我俾人（印象）就係唔識，我個心打咗個突。」

穎嫦對社區的想像，是街坊街里見面時會互相微笑、點頭，但現在的社會做不到，「大家互助嘅精神少咗，如果多咗呢啲，整個社會風氣係會好好多。」

  
一分鐘義工　換一個服務積分

一個人或許難以改變社會，但可以由改變自己開始。穎嫦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與其等人找你，不如主動走出去，聯絡其他人。她參加更多探訪活動，投入義工服務，更與其他長者在兩年前推動策劃「織福－－長者互助發展計劃」（下稱織福計劃）。

織福計劃簡單而言是香港版「時間銀行」，183位已登記的長者會員透過做義工換取時分，一分鐘即可換一分，時分可以隨時換取所需要的照顧服務、培訓、康樂活動及實物，而服務提供者亦是長者，整個計劃只有少部分義工參與，名副其實「長者幫長者」。

有別一般的正規照顧服務，計劃中參與和換取的服務完全按個人需要而定，例如陪診、電話慰問、搬行李、維修水喉、上門探訪、買餸、設計自傳封面等等，只要長者提出有特別需要，安老服務大樓的職員便會配對有合適技能的長者幫助。

 又或者好像穎嫦的個案，緊急時先找相熟鄰里幫忙，事後再計分。穎嫦在去年需要做白內障手術，女兒當天請假陪她去，但醫生指第二天亦要覆診，女兒再難突然請假，臨急拉了一位朋友陪母親覆診。朋友在事後加入計劃成為會員，這一次的幫助亦計算時分，二人填妥表格，簽名核實時分，再交由職員人手更新紀錄。

讓長者更有信心社區安老

黃色封面的「織福簿」紀錄了一年多以來，穎嫦十多次與會員互助的詳情，大多數時候都是她幫助人，「收入」總是多過「支出」，最多支出的一次已是白內障手術那次，朋友幫忙陪她覆診兩小時，扣了120分。

作為計劃的籌委，穎嫦表示透過計劃認識更多的街坊，鄰舍關係有改善，「就算嗌唔出你名， 笑吓話『hello，有冇積分呀？ 』，形成風氣好親切，你話幾開心。」更重要的是，她現在很放心在社區生活，「今後我遇到咩困難，只要同織福委員提出，可以得到好快嘅解決。」她說申請政府或其他團體的照顧服務需時，如果有事要緊急幫助，更是一下子不知道可以找誰求助，現時她知道一定有人幫到自己。她更決定會留在社區安老，不會亦不需要選擇入住院舍。

長者互助　港大學者：香港需轉型「參與者社會」

2016年9月，包括穎嫦在內的一班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的長者義工，思考如何應對人口老化的問題，織福計劃的念頭開始萌生。但要如何實行，他們由社工協助下，找上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林一星教授當上義務顧問，「好少會帶埋七、八個長者上來港大，你諗吓將軍澳上到來港大，佢哋唔係搭的士上來，個個行程好遠，我睇到呢個真係由長者啟動一個活動。」

 計劃強調由長者「當家作主」，打動林一星為計劃展開為期三年的追踪研究。他相信當人口老化，服務追不上需求時，香港必須由接受者社會（recipient society）轉型為參與者社會（participant society），即是長者在退休後，不能什麼都不做等人提供服務，而是需要主動走出社會，建立理想的生活狀態，「如果要呢個社區有福氣，唔可以個個坐係到，等個天跌福氣落來……要自己織出來，要一針一針織出來。」

這個由公屋與居屋屋苑形成的小社區，可連結為長者安全網。林一星認為，香港有部分較為體弱的長者，因擔心沒有人照顧或幫助而過早選擇入住安老院舍。但假如他們知道，在有需要幫忙時只要「send個message出來」，不論是整水喉、陪診或幫忙購物，都有人會幫助，這一份放心令他們願意在社區安老。「呢份放心好緊要，令到佢夠膽留耐啲，就算佢身體愈來愈差都可以留耐啲。」

 
義工模式可推廣至其他社區

林一星認為，假如計劃逐漸擴展至其他小社區，就猶如一場社會運動，推動安老政策的改變。他解釋，長者經訓練後可以互相幫助，解決一些較簡單的生活需要，不需要再輪候市場上付費的服務。長者的身心質素提升，不需要接受安老院舍服務，同時社工可以專心負責處理一些重症或需情緒支援的長者，妥善運用公共資源。

而負責計劃的社工柯明蕙就表示，計劃只是拋磚引玉，如果有其他地區認為藉得採用這個照顧模式，可以繼續完善。但最重要是社會上不同持分者，包括政府，起動討論如何應對人口老化的現象，令長者晚年有更多保障。「今日香港都係佢哋打拼返來，我哋容讓佢哋可以享受比較美好嘅晚年生活，不同持分者都要做，不同人都要討論。」

原文: shorturl.at/dilpP

香港大學較早前一項研究顯示,大約六成長者院舍的院友有不同程度的吞嚥困難。以香港大約75,000個長者宿位推算，推算約有45,000名長者院友有吞嚥困難，需要定期由言語治療師跟進吞嚥問題，言語治療師會為患者提供評估及訓練。但現時安老、弱智或多種殘障院舍並沒有資金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助改善吞嚥困難

居住在嗇色園其中一間護理安老院的謝婆婆, 今年88歲, 她在2015年開始使用鼻胃喉, 但她的兒子極希望拔走鼻胃喉。嗇色園大約8年前開始自費聘用言語治療師，為院友做評估及訓練。謝婆婆去年4月開始接受服務，經過數月時間，已可改為每年試食糊餐。

雖然她開始時抗拒用口進食，但經過院舍員工及家人細心餵食和鼓勵後，她逐漸恢復食慾。最近終於可以拔除鼻胃喉，轉吃碎餐。謝婆婆並會跟家人出外飲茶, 恢復一些社交活動, 人也比早前開朗得多。

嗇色園主席馬澤華表示, 最重要是看到院友身心狀況得到改善，園方亦希望透過措施, 支援前線員工，因為單是照顧院友進食，便會有不少壓力，例如餵食的速度和態度，可能會影響患者的營養吸收，言語治療師除了照顧患者之外，亦會為員工以至部份家人提供照顧方面的訓練，讓患者各方面的生活質素也可改善。

港大推手機程式 助患者練習吞嚥咬字

香港盲人輔導會院舍服務總監梅小萍表示，面對吞嚥困難的院友，員工及家人如何餵食，並確保院友願意進食以至有足夠營養, 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盲人輔導會過去幾年與港大教育學院言語及聽覺科學部合作，進行多項吞嚥研究，包括研發適合本地長者的吞嚥評估工具及多項跨專業的吞嚥治療方法（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社工），期望未來政府增撥資源，讓院友能及早安排言語治療評估和訓練。

香港大學也推出手機程式「食多D. 講多D 」, 提供吞嚥、咬字及溝通的練習及影片幫助有吞嚥困難的患者及其照顧者的需要。港大言語及聽覺科學部最近也進行了一系列課程改革，包括讓學生到長者院舍及肢體傷殘院舍實習，增加學生對院舍服務的認識。

原文: shorturl.at/xBCK5

不用再「綁人」的保健員影梅，還有不再需要「被綁」的發枝伯伯，都是來自薄扶林一間政府資助院舍「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這間背山面海的單幢四層高樓房，環境清幽，只是此前的許多年，它都算不上是院友的「五星級的家」，皆因院內逾半老人長期被綁，不少更是患上腦退化症（又稱認知障礙症）的老人家。

直至2016年，有一點「火種」落到院舍年輕院長梁曙㬢的心頭，改變了這些被綁老人的命運。「有一年，我參加了耆智園的課程，有關如何照顧腦退化的長者。課程講到，綁還是不綁老人好？」

攝影：高仲明

（不綁老人系列專題七之四）
 
 
整個團隊不斷想，如何為長者行前少少，擺脫舊有觀念。
竹林明堂護理安老院院長　梁曙㬢
 
推行不綁老人計劃的年輕安老院院長梁曙㬢，本身是社工出身，他記得當年參加一個有關認知障礙症長者的課程時，課堂上有講者說，老人在院舍是三等公民：等食、等瞓、等死。「這一句對我們來說，好hurt。做院舍，我們不是想老人家在這裡『安老』嗎？」

「好坦白講，我們以前的服務，好似與『安老』這個字有點違背。」梁曙㬢有深刻的反思：「我們的團隊不斷想，如何為長者多想一些、行前少少，擺脫舊有觀念。」於是，他重新檢視「約束」老人這回事，也在院舍破格推動「不綁老人」。

投訴文化讓院舍卻步

「綁，其實浪費人力物力，老人家亦不會開心。」所謂綁，老人會被穿上安全衣、帶手拍（即手套）；員工綁人時，老人掙扎一陣子，他們又要蹲在床下打幾個結，擾攘一輪，起碼需要5-10分鐘。以往一間房5個長者3個要綁，一間院舍，為了綁人而耗費的人力物力，有數得計。

梁曙㬢心忖：「有沒有其他方案可以雙贏？同事不用做那麼多，老人又開心？」他帶著這種想法與院舍的主管研究，大家都認同推行減少約束。只是，要擺脫舊有觀念與習慣，知易行難。院舍的營運者，何嘗不是被「約束」？「現在NGO（社福機構）問責文化、投訴文化好盛行，做錯少少都會面對投訴，弄得好多主管都好怕。如此，還夠不夠膽試新？還是做回以前的事？」

 
部署半年

然而，他們還是選擇了為院舍老人，冒一個險。要推動減綁政策，做的不僅是鬆開那個繩結那樣簡單，而是將院舍照顧老人的老舊問題「連根拔起」地改革。他們意識到，過程要由上而下（top-down）、也要由下而上（bottom-up）才會成功，不是管理層一聲下令「不綁」便能成事。所以在推行前，他們花了半年時間部署。

其實，老人晚上「擒床」，與深宵時睡醒有關。一般院舍作息時間要遷就員工交更，出現了老人院常見、違反生理時鐘的作息時間表：下午4、5點「晚飯」、晚上8時就寢。為了配合減綁政策，院舍重整員工每更工作時間，或縮減或延遲，讓老人回到6、7點晚飯、9時許入睡的作息規律。老人入夜後安睡，最終是減少了深宵睡醒後「擒床」問題，紓緩了通宵時份的照顧需要。

然後是跌倒。歸根究柢，身體無力是跌倒主因之一，這與缺乏運動甚至營養有關。院舍於是加強物理治療、活動等配套，讓老人家盡量維持肌力。院內曾有老人由不良於行，練習至可重新用拐杖走路。院舍的餐單亦由只顧營養輕視口味，改良至有「老人院版」的燉蛋和西多士等，餐單設計的邏輯是老人愛吃才有營養、才有力氣。梁曙㬢說，院舍現時每月200多萬的營運成本中，約8-9%都用於膳食。

 
讓照顧回歸人性

「不是要求同事一開始便全部不綁，如此會好大風險。我們逐個個案去試，每個月減少一些。」和他一起討論的，包括護士、社工、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以至前線保健員等。團隊最終在2017年初，選定了首批試行個案，都是經評估後認為較大機會「減綁」成功的長者。

「可能因為被綁，老人要掙扎才會擒；但又因為『擒床』這行為，令他們被年復年被綁。」他記得有個叫阿冰的婆婆，因插喉而被綁手多年，「不綁之後，她沒有拔過喉，一次都沒有。」梁曙㬢回頭再看：「也許早在三、四年前，她已經不需要被綁了。只是沒有人review（重新評估）她的情況，白白被綁多年。」

據他們統計，院舍由高峰期逾半老人被約束，減少到現在只10%左右；上月共26人需要使用約束品，其中七成以上只在需要時（如晚上）才使用。而推行減少約束計劃後，院友跌倒個案反而有顯著下降的趨勢，2016年為80人、2017年為35人，2018年（截至5月）為13人。

 梁曙㬢坦言，推行不綁措施一年半以來，約60多個減綁個案中有20宗失敗，約佔三分之一，原因都與無法解決當初被約束的原因有關，如依然拔喉或抓損皮膚等。但其後，這些老人即使復綁，程度也會減輕或時間縮短，例如由本來綁在床上減至坐高背椅等。「失敗不要緊，起碼我們加深了解，下次再試時便可考慮其他方法。」他說。

人手非最大因素

自從年前大膽試行不綁新政，他們的經驗成為本地安老院舍業界的先例，時有同業來交流取經，差不多每一次都有人提問：哪有人手？人手比例要幾高才做得到？行內都知道這間院舍一直以較優厚的薪酬聘用人手，難免將不綁與人手比例，想像成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梁曙㬢說，院舍沒有為不綁而額外聘用人手，一直維持原有的人手比例去執行。但因考慮不綁老人的文化需要團隊認同，故近年停止聘用「外購人手」（即行內的自由工作者）擔當前線照顧工作。
梁曙㬢理解業內人士對人手調配的顧慮：「只是因為他們沒有試過。他們會覺得，不綁便要額外人手『睇實』這些個案。這只是第一步要做的事，長遠並不會這樣。反而在鬆綁後，院友狀況有改善，可照顧自己，往後便不再需要找人緊盯著他們。」

「在我們的經驗裡，不綁，人手並非影響成效的最大因素。最重要是同事是否懂得處理這些個案？有沒有人幫他們過渡（不綁的工作模式）？這是技巧、知識和價值的層面。」

長遠而言，不綁才更有效調配人手：「香港的思維是院友一定在老人院終老，是create dependence（製造依賴），沒有想過去維持或提升老人的能力。」若改變傳統觀念，職員的時間與心思用於改善服務配套與質素，如搞活動、關顧老人，而非綁人防跌，照顧的工作便比「綁人」更有意義和價值。

 
要求不被約束並非奢侈品

由新丁走到今天，梁曙㬢看著老人服務的變遷。「我在這行十多年，每年代都有不同要求。以往會講讓老人有食宿；十年前講有沒有活動；五至七年前講護理質素；兩、三年前講虐老。近一、兩年開始講人權、自由、長者自決權。」他認為，在關注老人權益的年代，不在臨老、臨死時被綁，已被視為所有人應份擁有的權利。「要求在院舍食魚趐是奢侈品，社會價值觀未必認同；但這（不綁）不是奢侈品。社會人士都會認同，只是擔心是否做得到。」

其實早在2006年，本地已有團體研究約束問題，但十多年來，業界沒甚反響，老人仍得靠每天「金蟬脫殼」來對抗被綁。環顧亞洲區，日本厚生勞動省早於1999年已頒布省令，一切與老人照護（介護）、看護有關的活動，無論是設施還是居家，除保護生命的緊急狀況以外，所有情況禁止拘束老人。相比起來，香港步伐很慢。

但如今，梁曙㬢卻見到轉變的契機：「我想業界已預備迎接這種轉變。」現在，這間院舍在長者入住時，不會立即要求家屬簽定約束同意書；前線職員交更時，亦不會第一時間想為哪個老人用安全衣。取而代之的，是真真正正有關照顧的討論：不如早上試試不讓某個老人睡很多？可否給某老人設計活動？這樣做他的情緒會平伏一點嗎？

要做到這種地步，才是「照顧」質素的真正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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